10月23日，点开百度(微博)新歌排行榜，《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在TOP10中强势占据七席。吉克隽逸、梁博等名字依旧是媒体“宠儿”，而关于下一季的种种猜测也在不断发酵。如此热度不减，不仅令12月启动的首轮全国巡演“未开先红”，也让主办方对举办音乐节、筹备专辑等后续计划愈增信心。
即使对选手背景、导师评判、广告插播、决赛结果等不乏争议，但作为“收视王牌”，《中国好声音》至少“把一些高层次观众拉回电视机前”。而在国内电视界争相引进国外节目版权之时，《中国好声音》所选择的制播分离、协议分成、捆绑合作、资源整合、产业开发等运作方式，也创造了原版节目“本土化改造”的一个“高产样本”。
落幕与开始
不甘心只做节目，要做音乐产业链“发动机”
“节目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是《中国好声音》对自己的定位。据节目组透露，从12月到明年春节前，“好声音”将上演首轮10场全国巡演，国际巡演也将于春节期间启动。此外，“中国好声音”国际音乐节、筹备音乐专辑等系列方案也在计划之中。
面对这张“时间表”，很多人不免想起7年前的《超级女声》。在“好声音”主创者看来，他们从“超女”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了很多。“我们一开始就没想着只做一档节目，而把节目当成巨大音乐产业链的一个发动机。”“好声音”幕后团队、星空华文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总裁田明说。
如此说来，灿星公司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内容策划、制作、播出、广告经营、后续开发等环节需要无缝对接。而拥有制作《中国达人秀》经验的灿星公司，显然深谙此道。据介绍，《中国好声音》自8月21日起节目广告就已达每15秒50万元，勇夺国内电视节目之冠。决赛之夜的广告位拍卖更创造了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每15秒116万。经初步统计，这档节目仅其所获的广告收入即达2.5亿元左右，还不包括被认为潜力巨大的彩铃、演唱会等众多衍生产品收益。
而在“中国好生意”之外，签约学员能否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获得良好发展，目前而言尚无答案。但至少，田明强调，“我们不会做很多过去司空见惯的短视行为”。还有艺人总监宣称，“好声音”学员最终所签的合同，是他所见过“最为宽松的”。该公司宣传总监陆伟更是坦言，“我们与导师的合作模式，并不局限于这几期节目，而是整个后续产业链的共同打造。”这种长期投入的模式，无疑将明星效应更大程度地释放。
敢于签对赌协议，源自“紧密捆绑式”合作模式
客观来看，一档电视节目是否成功，迄今可量化的标准仍然只有收视率。《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自开播以来一路飙升，到决赛之夜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1%，同比超越曾创造收视顶峰的《中国达人秀》。
如此奇迹，恐怕连主创者自己也未曾料想。毕竟在节目开播前，既无播出“婆家”，也无冠名赞助。抱着“裸奔也要上”的决心，灿星公司与浙江卫视签下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份对赌协议。
这份对赌协议，将2%收视率定为“生死线”。这意味着，如果“好声音”的收视率超过2%，则灿星公司参与浙江卫视的利益分成，将获得七成广告收益。否则，广告商的损失由灿星公司单方负担。
截至目前，地方卫视中收视率能破2%的娱乐节目屈指可数。但《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却表示，允诺2%的收视率高位，是分析后的结果，而现实也印证了他的信心。节目播出后，通过大量的微博营销、口口相传等传播手段，收视率很快冲破2.8%、3.09%，甚至连续突破4%。
作为“舶来品”，《中国好声音》源自荷兰的一档节目——《The Voice》。近两年来，购买原版节目版权，已成为中国电视业界的一种风尚。虽然从客观上带来电视制作理念的提升，但失败的先例同样存在。
“国外电视制作已经进入工业化、标准化阶段，而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很容易丧失标准，跟着感觉走，类似于作坊式。”田明认为，“好声音”在国内首度真正实践了制播分离模式，从根本上确保了节目质量。
以往，中国电视台通行的制播分离，即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估价后一次性购买，制作单位会为了获得收益尽量压低制作成本，节目难免粗制滥造。按陆伟的说法，《中国好声音》“紧密捆绑式”合作模式，“优势在于上不封顶，节目收视率越高，双方获取的利润越大。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就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
当然，这种模式也意味着，节目一旦不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金磊宣称，《中国好声音》3年版权费仅占投资的零头，“投入近亿元，在目前体制下这是任何一家电视台不可想象的”。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主任陈伟如此介绍：光是一套音响就花了2000万左右，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
所幸，高投入换来了大收益。不少广告商心甘情愿捧着巨款，等待着在片头由主持人用越来越快的语速带来一瞬而过的报幕……有专家表示，随着电视产业链的成熟和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好声音》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将带动未来电视节目市场的洗牌。
外壳与内核
国际模式非万能，有人文价值的娱乐才有市场
从之前的模仿“欧美日”到主动购买版权，从“山寨”形式到引进模式，以“好声音”为代表的“本土化改造”，展现着中国电视团队的前行。
但田明强调，最重要的是“能够消化吸收理解国际模式”。在他眼中，“国际模式是给你一个‘套’，是一个渠道、工具，关键是怎么用。再好的东西都要落地，必须要和自己结合起来。”
选秀节目在中国发展至今，正经历“七年之痒”，各种煽情、毒舌等手段的重复令观众厌倦；同样，流行音乐在中国也长期处于低谷，也需要《中国好声音》导师口中“正本清源”的节目。“这些都是市场机遇。”田明分析。
而金磊认为，所有有力量的、有价值的娱乐，都应该是人文的。“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把对人的尊重放大，契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特质。”
有专家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深层的是人的变化。“人”的意识的苏醒，独立人格的发展，一代比一代更明显。这也是“真人秀”类节目在国内接连成功的重要原因。
10月3日至28日，“好声音”在广州驻场演出。田明介绍，灿星公司计划发掘出“好声音”未来最大的产业链价值。“我们会在全国知名的连锁的演绎酒吧中，举办被称为V—house的驻场演出。”
“让我们兴奋的不是收视率，而是看到这个巨大的音乐市场。我们要颠覆以往音乐公司运营模式，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田明说。
即使对选手背景、导师评判、广告插播、决赛结果等不乏争议，但作为“收视王牌”，《中国好声音》至少“把一些高层次观众拉回电视机前”。而在国内电视界争相引进国外节目版权之时，《中国好声音》所选择的制播分离、协议分成、捆绑合作、资源整合、产业开发等运作方式，也创造了原版节目“本土化改造”的一个“高产样本”。
落幕与开始
不甘心只做节目，要做音乐产业链“发动机”
“节目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是《中国好声音》对自己的定位。据节目组透露，从12月到明年春节前，“好声音”将上演首轮10场全国巡演，国际巡演也将于春节期间启动。此外，“中国好声音”国际音乐节、筹备音乐专辑等系列方案也在计划之中。
面对这张“时间表”，很多人不免想起7年前的《超级女声》。在“好声音”主创者看来，他们从“超女”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了很多。“我们一开始就没想着只做一档节目，而把节目当成巨大音乐产业链的一个发动机。”“好声音”幕后团队、星空华文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总裁田明说。
如此说来，灿星公司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内容策划、制作、播出、广告经营、后续开发等环节需要无缝对接。而拥有制作《中国达人秀》经验的灿星公司，显然深谙此道。据介绍，《中国好声音》自8月21日起节目广告就已达每15秒50万元，勇夺国内电视节目之冠。决赛之夜的广告位拍卖更创造了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每15秒116万。经初步统计，这档节目仅其所获的广告收入即达2.5亿元左右，还不包括被认为潜力巨大的彩铃、演唱会等众多衍生产品收益。
而在“中国好生意”之外，签约学员能否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获得良好发展，目前而言尚无答案。但至少，田明强调，“我们不会做很多过去司空见惯的短视行为”。还有艺人总监宣称，“好声音”学员最终所签的合同，是他所见过“最为宽松的”。该公司宣传总监陆伟更是坦言，“我们与导师的合作模式，并不局限于这几期节目，而是整个后续产业链的共同打造。”这种长期投入的模式，无疑将明星效应更大程度地释放。
敢于签对赌协议，源自“紧密捆绑式”合作模式
客观来看，一档电视节目是否成功，迄今可量化的标准仍然只有收视率。《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自开播以来一路飙升，到决赛之夜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1%，同比超越曾创造收视顶峰的《中国达人秀》。
如此奇迹，恐怕连主创者自己也未曾料想。毕竟在节目开播前，既无播出“婆家”，也无冠名赞助。抱着“裸奔也要上”的决心，灿星公司与浙江卫视签下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份对赌协议。
这份对赌协议，将2%收视率定为“生死线”。这意味着，如果“好声音”的收视率超过2%，则灿星公司参与浙江卫视的利益分成，将获得七成广告收益。否则，广告商的损失由灿星公司单方负担。
截至目前，地方卫视中收视率能破2%的娱乐节目屈指可数。但《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却表示，允诺2%的收视率高位，是分析后的结果，而现实也印证了他的信心。节目播出后，通过大量的微博营销、口口相传等传播手段，收视率很快冲破2.8%、3.09%，甚至连续突破4%。
作为“舶来品”，《中国好声音》源自荷兰的一档节目——《The Voice》。近两年来，购买原版节目版权，已成为中国电视业界的一种风尚。虽然从客观上带来电视制作理念的提升，但失败的先例同样存在。
“国外电视制作已经进入工业化、标准化阶段，而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很容易丧失标准，跟着感觉走，类似于作坊式。”田明认为，“好声音”在国内首度真正实践了制播分离模式，从根本上确保了节目质量。
以往，中国电视台通行的制播分离，即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估价后一次性购买，制作单位会为了获得收益尽量压低制作成本，节目难免粗制滥造。按陆伟的说法，《中国好声音》“紧密捆绑式”合作模式，“优势在于上不封顶，节目收视率越高，双方获取的利润越大。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就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
当然，这种模式也意味着，节目一旦不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金磊宣称，《中国好声音》3年版权费仅占投资的零头，“投入近亿元，在目前体制下这是任何一家电视台不可想象的”。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主任陈伟如此介绍：光是一套音响就花了2000万左右，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
所幸，高投入换来了大收益。不少广告商心甘情愿捧着巨款，等待着在片头由主持人用越来越快的语速带来一瞬而过的报幕……有专家表示，随着电视产业链的成熟和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好声音》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将带动未来电视节目市场的洗牌。
外壳与内核
国际模式非万能，有人文价值的娱乐才有市场
从之前的模仿“欧美日”到主动购买版权，从“山寨”形式到引进模式，以“好声音”为代表的“本土化改造”，展现着中国电视团队的前行。
但田明强调，最重要的是“能够消化吸收理解国际模式”。在他眼中，“国际模式是给你一个‘套’，是一个渠道、工具，关键是怎么用。再好的东西都要落地，必须要和自己结合起来。”
选秀节目在中国发展至今，正经历“七年之痒”，各种煽情、毒舌等手段的重复令观众厌倦；同样，流行音乐在中国也长期处于低谷，也需要《中国好声音》导师口中“正本清源”的节目。“这些都是市场机遇。”田明分析。
而金磊认为，所有有力量的、有价值的娱乐，都应该是人文的。“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把对人的尊重放大，契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特质。”
有专家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深层的是人的变化。“人”的意识的苏醒，独立人格的发展，一代比一代更明显。这也是“真人秀”类节目在国内接连成功的重要原因。
10月3日至28日，“好声音”在广州驻场演出。田明介绍，灿星公司计划发掘出“好声音”未来最大的产业链价值。“我们会在全国知名的连锁的演绎酒吧中，举办被称为V—house的驻场演出。”
“让我们兴奋的不是收视率，而是看到这个巨大的音乐市场。我们要颠覆以往音乐公司运营模式，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田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