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尽管有着大量农村人口，但也有着令全印度羡慕的发达制造业，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模仿了中国的广东，走着飞跃的工业化模式。
在印度经济增幅降至7%-8%的今天，古吉拉特却有望达到11%。也许，古吉拉特就是印度未来的缩影。
“广东模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位于古吉拉特的这家名为CEAT的轮胎工厂都不像是印度工厂，更像是一个来自中国广东珠三角的标准工厂。
厂里堆满了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配件。这些海外进口的橡胶板和炭黑即将被加工成轮胎，经过X射线照射检验后，这些轮胎就会有序地分装到印度各地，或者出口海外。
桑迪普·巴提亚是CEAT的经理，他表示，从购买土地到投产，整个工厂建成只用了24个月。如今，全厂有持续的电力和煤气供应，水资源丰富，当地政府更是提供了最优惠的待遇。
你也可以在附近村庄看到从屋顶伸出的卫星天线，居民墙上也挂有电表。村民们表示，如今村子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小型工业公司工作，收入比原来高出一倍。从村子通往城里的公路由私人运营，共有四条车道。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个乡村正处于明显的工业化进程中。
如今，只占印度人口总量5%的古吉拉特邦，其工业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16%，出口总值的22%，经济发展速度早已超越印度的平均水平。正如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所评价的那样，古吉拉特邦现在扮演印度工业化动力的角色，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对中国的意义一样。
“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就放弃了甘地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以工业化道路取代之，1991年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黄迎虹博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古吉拉特经济模式中，一部分是中国式的大型标签工程，包括炼油厂和港口，另一部分是小型企业网络和外国公司，它们现已在汽车和制药工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该邦政府最常用的模式，是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推动经济增长。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地政府为经济发展制定了更加简便的劳动法规，畅通的运输公路，可靠的电力供应和有效的政府制度。这些，都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现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却很难看到。
塔塔Nano模式
另一个让古吉拉特邦名声大噪的，则是塔塔集团的迁厂风波。
塔塔集团（TataGroup）是印度最大的财团。从2008年开始，该集团旗下的塔塔汽车公司就计划在西孟加拉邦东部的辛古尔（Singur）建立工厂，生产号称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Nano。
不过，这个计划受到了辛古尔当地农民的激烈抵制。由于建厂土地是西孟加拉邦政府2006年向农民购买来的，很多农民认为补偿太低而拒绝接受，法庭不得不介入中止。最终，在2008年8月22日，塔塔集团宣布，该公司将汽车工厂转移到古吉拉特邦。
在古吉拉特邦，Nano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30多岁的农民帕塔和兄弟向政府出售了他们1/3的土地，为塔塔建厂提供方便。他们因此获得了大约43.3万美元的高额土地赔偿，同时，他们也在Nano厂找到了工作。
Nano汽车厂的兴建，也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效应。附近村庄地价涨了两倍以上，很多村民也因工厂建立找到了工作，即便与Nano厂没有直接联系，当地农民也通过交通运输等周边产业增加了自己的非农业收入。
同样都是向农民征地建厂，古吉拉特邦的举措显然更受欢迎。
“一般来说，征地问题绝非仅仅是赔偿的价格问题，还包括着被征地群体的就业、转业以及生活方式问题，都需要配套去考虑。为此，在一些急功近利的邦及地方政府手段粗糙的征地下，容易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导致大量的抗议事件发生。”对此，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黄迎虹博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塔塔在这儿做了一件大好事。”当地一位农民表示。不可否认，这和古吉拉特邦政府的政策有关。对于大型项目的征地问题，他们尽量满足农民的补偿要求。
“2008年之前，印度本国资金大量流向海外发展，然后由国外方面拿地。”印度经济研究专家吴东华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害怕百姓造反，危及政府政权，一度说外资拿地需要自己与农民谈，先谈妥，后审批。”国际经济出现反弹后，印度政府又转向过去的老路，由政府代替企业出面向一些部落买下土地后，再转手给企业。
古吉拉特邦Nano效应也给印度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试图扩大“Nano效应”，帮助失地农民成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不仅如此，印度政府也在起草两部全国性法律，希为安置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护。
“印度联邦政府希望通过新的立法，规范这种征地行为，以便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工业化与社会保护、经济赔偿与就业安置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黄迎虹博士分析道。
而古吉拉特工业发展公司董事长阿格瓦尔则表示：“土地在印度是有限资源。60%的古吉拉特人和印度70%的人口依赖土地。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诉求。”
<<上一页12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