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局关于谍战剧延期播出的政策出台，让中国本不繁荣的电视剧产业内部又经历了一次题材动荡。电视剧作为影视产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近年来已经由于各种原因，其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已呈下坡趋势，加之国外作品（美剧、韩剧等）大规模介入，使电视剧受众群中的青年群体大量流失。如今，支撑收视率的仍是以中年群体为主，而这个群体却并不是文化产业最有力的支撑者和目标人群。如果中国的电视剧仍以上世纪传统观众为主的话，那么这些老本被吃空后，收视断档恐怕在所难免，那时恐怕不能仅仅归罪于某个部门的硬性政策。

拍摄题材一再限制 粗制滥造难逃其咎

前些年由于涉案题材电视剧禁止在黄金时间播出，使谍战剧以一种模糊暧昧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眼前，其所包涵的爱恨情仇、尔虞我诈的情节主线与涉案剧别无二致，但因为披上年代的外衣而被归类于另一个题材领域。这是一次巧妙地介入，在契合公众欣赏口味的同时，又规避了题材上的风险，而《潜伏》、《黎明之前》这样具有良好观众口碑与市场反响的片子更是滋长了制片人们在此重金投入的勇气，如今，几乎每个地方台都有此类题材的作品播出，质量瑕瑜互见、反馈良莠不齐，但内在不可忽视的一点则是大众口味的可怕吞噬力。中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正是被这种吞噬力所绑架，题材跟风、制作粗糙、内容重复、整个收视市场也呈饱和之态。此次延期谍战剧播出，在这个空白的时间段内，我们的从业者不妨进行下自我反思与前景考虑。如果一部戏的收视快感可以引发整个行业的题材高潮，那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G点过于单一呢？

一：导演创作失去真诚 禁拍四大名著属于文化保护

除了谍战剧的被限制，其他的题材也未能安然自保，我们不妨悉数下他种别类。四大名著禁止翻拍，《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这四部我们自小引以为傲的文学经典，在经历了数次二把刀创作后，终于在第三方干涉下得以保守晚节。几部作品都历经了数次影视篡改，虽然都是大部头的制作，但遭到铺天盖地的骂声也绝对不是不无道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首先，语感的变化，我们如今的语言是脱胎1949年后的共和国文化，与古汉语在语义指向上已有很大的区别，尽管明清话本小说与今日汉语有一定的相近，但第二次外来语的进入后，如今的语言系统已经改变，以今时之语叙昨日之事，只剩下徒有其表，最重要的意韵则皆以不在，因此尴尬在所难免，如同用陕西话唱二人转，怎么唱怎么隔路。其次，导演能力也限制了这类电视剧的出厂品质，导演能力的薄弱无法靠搞选秀、留大胡子掩盖，过于娱乐化和功利化的心态，让人很难相信这些翻拍会是一次严肃的创作，他们也不负众望，最后用铁的事实告诉观众――你们没有想错。我们不能贸然断定四大名著的翻拍没有任何导演的个人追求，但是这些题材的选择确实会使其追求以更快的方式为众人所知的作用，借助名著这个捷径完成自我追求无偿不可，但需要量力。观众是善意的，允许借腹怀胎，但不准一失两命。因此禁止翻拍四大名著与其说是商业行为限制，不如看做一次强有力的文化保护。

二：制片方追求短期利益 穿越剧愈发低幼化

除四大名著之外，穿越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类题材并非近两年才出现，受到干预与限制更大的原因是此类作品已呈现出低幼化、没文化的趋势。早先，影视作品如《寻秦记》《古今大战秦俑情》等开创了穿越的先河，其制作水准与对历史的解读在与娱乐相嫁接时，具备了各种元素之间的平衡，以及对常识的尊重。如今，制片方堂而皇之地追求形式上的华丽，为奉迎公众审美趣味而不惜歪曲、捏造历史，毫不顾忌影视作品带给观众不准确的常识导向。

如果我们的观众群体具有很好的判断力，那么此类题材自会由观众的价值评定系统所检，然而我们目前还处在常识回归的文化初期阶段，观众的判断力尚未具有理性的根基，所以穿越题材中想象力的过分堆砌，很容易构成常识误区。如果制片方觉得自己尽管没有提供更大的公众价值，但至少让观众对某段历史产生兴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是用一种暧昧的态度将自身的愚昧装饰为蒙昧的怀疑呢？

编剧生存环境堪忧 优秀作品欠缺土壤

一：影视剧的衰败源于文学的没落 中国编剧作坊式劳动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中国电视剧有过短暂的辉煌，也产生过大量流传甚广的精品，从八九十年代至今，精品数量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其比例却在大幅退化。早期，电视剧的制作很多要依赖于有一定市场基础的文学作品，编剧是许多作家的第二身份，因此，很多具有精神涵容与娱乐追求的作品开始大面积出现，以王朔、海岩等一批作家领衔的影视作品掀起了中国电视剧产业的第一轮狂欢。随后，刘震云、梁左等作家在家庭伦理、青春爱情系列之外又开创了新的天地，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将现实主义题材打到四面开花。在这两人的作品中，不仅有无奈的自嘲，还有对现实尖锐的讽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取得了超过预期的市场反响。然而这样的作品如今已愈发难以寻觅。一位著名编剧曾说过，影视剧衰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没落。这句话不由地让人想到如今编剧的生存环境与能力现状。

当好莱坞编剧已经将剧本细化为台词撰写、情节设计、人物关系等多类不同分工后，中国编剧还保持着传统的作坊式劳动。这样的创作周期无疑已不适应影视产业化后的流水式制作，加之生存成本的提高，编剧创作所受到的干扰已无需多言。目前，中国一线编剧不超过二十位，这样的基数很难满足电视剧市场巨大的吞吐量，而且几十万字的剧本如果独立完成的话基本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电视剧投资者也很难拥有这样的耐心。所以现在很多剧本并不靠写，而是靠攒，急功近利的姿态使剧本在影视剧的第一环节上已经宣告了作品的含金量。

二：编剧酬金与劳动不成正比，诱发恶性循环

酬金过低，尾款结算不及时等非创作原因更是困扰、限制编剧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编剧圈内，这个现象早已不足为奇，切身经历者的数量占据行业的很大比例，新出道的编剧更为严重，有时连署名都变成了一种奢侈。编剧行业缺乏市场化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个体之间的恶性竞争，让编剧始终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难以在与制片方的博弈中拥有平等的砝码。作家石康组建编剧公司，试图将这个编剧行业进行商品化操作，以签约和代理模式组织创作与市场开拓，但这种商业模式仍处在开始阶段，颐指气使惯了的制片方对这种模式还保留着观望的态度，因为在对公的商业行为里，涉及的财务和法律保护将督促某种行业准则的成型，而个体力量的有所依附也将是对目前行业潜规则的一种制衡，强势一方的霸主地位将受到不小的挑战。无论其结果如何，这一次商业上的实验是编剧走向市场化的一次积极尝试。

目前，市场上编剧行业的佼佼者多数是从文学转型，又对影视剧涉足已久。这使他们的作品不仅从大众娱乐化本身具有相对准确的嗅觉，在付诸影视语言表达时也同样具有稳定的质量。但如今还有一部分编剧早已不把剧本当做一次创作，枪手代写、分集合著等伎俩更使作品失去了真诚。我们可以理解现实所迫下的不得已而为，但在低谷面前我们是否还应该保留作为一个创作者最后的坚持呢？

一部电视剧的热播可以使戏中的演员一夜蹿红，身价以几何形态递增，而一部热播的电视剧能带给编剧的收益则屈指可数，除了在业内得到一定认可外，恐怕再无其他，能可以参与到收视分成的编剧目前寥寥无几，有恐怕也是因为直接参与了投资。编剧市场的低开低走，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烂剧得不到市场的惩罚、好戏也得不到真实的回报，这使编剧从业者的心态变[FS:Page]得浮躁且随性，也使制片方对编剧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低。

如今类型片被一而再地限制拍摄、播出，其自身原因占据的比例丝毫不比意识形态下的监管控制少。电视剧作为中国百姓娱乐生活的重头戏，理应更加积极、健康、规范。那些被蜂拥而至的题材、被趋之若鹜的明星，尽管在某个层面上体现了行业的繁荣，但也足以说明我们市场类型化的单一。如果我们在中国式禁播中依旧不愿自省，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抛弃你们的将是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