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打拐”是最近各类媒体上颇为火爆的重要议题。参与其中的既有冯小刚、姚晨等微博名人和他们的粉丝,也有无数胸中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网友。行动起来的,是政法系统的基层铁军。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和全国政协委员韩红也将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和提案。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社会公众在“打拐”一事上形成了最大程度的共识,微博这种新媒体起到了神经中枢的作用。

传统的传播学认为,媒体具有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议程设置”的功能,媒体虽不能决定社会公众对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但可以设定某一时间区间的议题和先后顺序。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如果说是“单向”的、灌输式的,那么在“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来自民间的“意见领袖”也拥有了这种权力。

事实上,微博只是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阶段,之前的Email、BBS、留言板、论坛等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了自身的作用。1995年,刚刚起步的中国互联网就发起了拯救清华大学“铊中毒”女生的行动。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和普及程度,那个时代的互联网还仅仅是“点状分布”,但是网络及时性、互动性、互联性的传播优势已经初露端倪。16年过去了,网络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下至百姓的衣食住行,网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枢神经,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提出过惊世骇俗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时至今日,他当年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随着中国网民人数突破4亿大关,网络发展也从“全民上网”发展到“全时上网”,新媒体的力量正在把分散于每位公民的信息进行集合、梳理、传播、放大,人们透过微博交流的除了分散庞杂的个性化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越来越多。新媒体超越并突破了自身的娱乐功能,实现了从“玩具属性”向“工具属性”的华丽转身,微博本身的信息功能破茧而出,反过来又对全社会的信息环境进行重塑。

近年来,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不断加大,新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交互性的“全媒体”和“超媒体”,互联网承担了网民表达观点、主张和情感的作用,其作为个人媒体的特点日益凸显,是网民实现表达权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同时,网民的广泛参与,模糊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边界,人们在网络媒体诞生之初对其寄予的公平、有序、平等等希望,正在越过“边界”,渗透到现实生活中,这不仅改善了公众的信息福利,也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舆论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互联网正如一张大网,网住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地方的网眼比较大(网络基础相对薄弱),有些地方的网眼则很细密(网络基础相对发达),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网上的议题,任何传统媒介形势下可能被删除或淡化的事件,通过网络放大到众人皆知的地步。一大批贪污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最初都是在网络上被曝光,进而引起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有关部门的查处。也正是基于这点,各地政府部门纷纷探索新的施政方式,官员网上开博、网络110、网络问政等新载体,使政府管理从1.0时代,升级到了2.0时代。新媒体与其说是一种信息技术,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转型的推进器。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等新媒体本身仅仅是一种工具,发挥怎样的作用,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关键还取决于使用者本身。面对众多失去孩子的母亲,如果网民漠然置之,公安政法部门相互推诿扯皮,再先进的技术也是无能为力。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诸如人肉搜索的滥用、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受雇于人的网络“水军”制造虚假民意等负面作用,亟需政府管理部门加以规范和引导。遵循理性、正当、有序、可操作的逻辑,最大限度地发挥良性作用。同样地,微博也不是新媒体发展的终点,效率更高、互动性更强、公民能更为广泛参与的新媒体形式正在孕育之中。贴近百姓、服务公众、弘扬正气、促进和谐将是新媒体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且将由点及面,更加深彻地影响社会生活,发挥出神经中枢的作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的技术,其内容的传播更能够解构社会结构和重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