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美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其日新月异的成果，已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中国在这一革命中进步显著，却并未能充分享有信息技术进步本应带来的红利，典型事例即为“三网融合”。

 

所谓“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在美国，《1996年电信法案》彻底打破了信息产业混业经营的限制，允许长话、市话、广播、有线电视、影视服务等业务互相渗透，也允许各类电信运营者互相参股。在中国，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三网融合”。

 

令人遗憾的是，虽经国务院高层勉力推进，迄今仍无实质性突破。近两年来，“三网融合”已鲜有提及。最初的热望和急切，在屡推不进后已转为沉寂，无声处自然亦有不甘与探索。

 

中国探索“三网合一”始于本世纪初。在多年反复博弈之后，2010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经过近20稿修改的《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可称一阶段性进步。此后国务院办公厅在两年间先后公布了54个试点城市名单，“上海模式”“武汉模式”等各种试点次第涌现，全国的网络基础建设也有相当进展。然而就整体而言，“三网融合”的发展仍很不顺利，最大障碍就是体制障碍。

 

由于试点工作由电信和广电分业监管，电信手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国际互联网出口、ISP牌照和号码资源，而广电则掌控IPTV牌照、IPTV播控平台的控制权，双方既有管理模式、理念目标的冲突，更有实际的权力、利益冲撞，导致纠纷不断，阻碍了改革进展。部门利益之争，有时借意识形态斗争需要行之，有时则流于赤裸裸的牌照之争。如广电部门在2011年10月下发“181号文”，提出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只能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不允许开放直播类服务接口等限制，成为“三网合一”的直接障碍。新一届政府组成后，推动“三网合一”的决心更加坚定。然而，目前又传出消息，强化版的“181号文”将出台，据说旨在治理“违规的”互联网电视终端和内容服务，令市场一片慌乱。

 

“三网合一”命运多舛，令人扼腕。而消除变革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需要“敢啃硬骨头”的改革强力推进。2010年的“方案”曾要求广电和电信部门按照公开透明、公正公平、非歧视原则，履行行业管理职责，还曾成立由国务院负责人牵头，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等多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小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三网融合涉及的重大问题。事实表明，这样的协调机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此次决策层明确，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公众期待这一规格更高的机构，能够在破除部门藩篱、推进“三网合一”的过程中有显著建树。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显示，“三网合一”不能再等。特别是中国增长方式转型，对“三网融合”的要求极为迫切。没有“三网合一”，经济从倚重制造业向倚重服务业过渡，便会成本高昂，甚至因信息无法自由流动而中断，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甚至看似并无直接联系的治理雾霾，也会因信息流阻碍而受到掣肘。

 

当然，市场逻辑从来不可能被彻底压制，市场力量正在一点点拱出“三网融合”的空间。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绿芽”。一些互联网企业大力开拓互联网电视领域，持有互联网电视集成、内容牌照的广电系企业也尝试通过互联网传输电视节目，一些广电系统的企业也急欲突破牢笼，试水电信业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运行之后，应当尊重和珍惜企业家精神，顺应企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清理过去的不合理政策，及时叫停一切阻碍“三网合一”进程的行政干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网合一”再次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那些早已具备技术条件，但囿于行政管制而不能获得公平准入的企业来说，最紧迫的需要并非新的赋权，而是真正的“松绑”。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全国推行“三网融合”。时至今日，艰难推进了13年的“三网合一”不能再是口号，只能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诚然不易，但它是“得罪人但必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