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中，十分明确地设定了时间进程表：至2013年底是全面提速阶段；2014-2015年是推广普及阶段；2016-2020年是优化升级阶段。同时，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也都做出详细规划，比如到2015年，城市宽带用户接入能力达到20M(部分发达城市达到100M)，农村宽带接入能力达到4M。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大财税支持，加快完善普遍服务补偿机制，促进提供包括宽带在内的电信普遍服务，充分利用中央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宽带网络发展。

 

千呼万唤中，国家宽带战略终于一锤定音。8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了中国宽带提速的时间表，到2020年，农村接入速率达到20M，部分城市达1G。对于这样一份宏伟蓝图，各方在欣喜之余对其落地更是充满期盼。

 

 

对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发布，兴业证券研究所通信行业高级研究员李明杰认为，其最大意义就是明确表示“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这意味着宽带建设并非简单的企业层面的事情，国家将从行政层面推动宽带网络的建设，这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宽带建设力度，为宽带网络后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所谓公共基础设施，就是像水、电、煤一样，在建筑规划前期就必须一并考虑的问题，在此前，由于宽带公共基础设施的地位始终未能明确，在建设过程中，各地频频出现“高价进场费事件”。在通信业作家年志勇的小说中，这样的案例被真实地描述出来，“大家都认为这是垄断企业，是唐僧肉，谁都要来咬一口，市政、城管、小区，乃至于村委会、农户，无不狮子口大开，已经租赁场地并签约的，中途屡遭涨价。”

 

他认为，必须为国家战略落地制定配套政策，明确底线在哪里，“比如建设移动基站，占地每平方米租金最高限价是多少，要有条红线；再比如，管道、杆路施工时，土地拥有者、管理者收取的赔补费，每公里最高不得超过多少。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不解决，一纸战略只是空谈。”

 

在上海，这样的问题正在尝试解决，从2012年开始，所有新建住宅小区的宽带建设必须共建共享，但对于商务楼宇和已有小区的改造，却依然难度重重。

 

 

“我们很高兴，但也很迫切。希望国家宽带战略能真正了解贵州的情况，在推进战略的时候，对不同地区区别对待。”对于《实施方案》中提出的规划，贵州省经信委原总经济师朱华认为，如果没有实际投资，难度很大。

 

贵州省如今的人均GDP是全国倒数第一，其宽带普及率并不理想。据朱华介绍，能达到4M的城市屈指可数，就连省会城市贵阳市最多也只有50%的普及率。事实上，就连电话，也只能保证通到行政村，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的自然村，很多都难与外界联系。

 

贵州省只是中西部省份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宽带呈现整体水平较低和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我国宽带普及率不到40%，排在全世界35名左右，城镇地区宽带普及率仅为60%，而农村地区宽带普及率更是不到20%。“宽带中国战略的针对性非常强，要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从而提升整体水平。”李明杰认为，《实施方案》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中西部不发达省份的宽带普及率。

 

但朱华担忧的是如何落地，谁来出钱？年志勇也认为，省市区落实财税支持成战略落地焦点，但究竟几大部门之间、国税和地税之间如何分配？现在还不明确。“这个方案出台前，没有征求过我们地方部门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也还是一头雾水。”朱华说。

 

 

8月一个炎热的周末，记者登上了上海崇明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在这里，某运营商正在架一个基站。由于附近海域的过往船只很多，却没有手机信号覆盖，经过两年的前期勘察、设计后，荒岛上基站终于开建。然而，该基站成本高达1千万元，在市郊建立同样的基站，只需六七十万元，更可以想见的是，这个基站产生的话务量、流量不会多，甚至说极少。原本这家运营商还准备在另外两个荒岛上建基站，但是面对如此不成比例的投入产出比，它放弃了。

 

一直以来，对于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通信设施建设，都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向运营商分派任务，让他们去推进。“这算什么呢？不能让运营商分担这部分责任。”电信业资深分析人士付亮说道。

 

“在贵州也有同样的困难。”朱华介绍，在贵州大山里，一个村庄通电话的建设成本最少10到20万元。此外，还有维护人工成本，一个负责10个村维护的工人，工资就算只有2000元，平均到每个村每个月至少有200元，可全村产生的话费不足10元。电话尚且如此，宽带建设成本与收益的剪刀差更大，“运营商对此没有积极性，我很理解，就算是国有企业，让它们全部承担也是不合理的。”朱华认为，国家要通过一些指标将不同地区地位明确，特别贫困的地区，一定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

 

宽带中国战略的发布，为我国宽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总的看来，方案中提及的政策措施都侧重于长效机制，为“宽带中国”建设提供长远的制度保障，而外界最为期待的普遍服务基金的设立，方案中没有提及，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方案中没有明确提普遍服务基金，而是提到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可以这样理解，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补偿，但未来具体怎么操作还是未知数，还得等下去。”付亮说道，而等下去的一种可能结果是，各部委之间意见不一，你说出钱，他说没钱，陷入扯皮中。

 

 

 

在国外，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用来提升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发展宽带已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有的国家将频谱拍卖、3G/4G牌照拍卖获得资金，用于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去补贴在偏远地区干活的运营商，提升宽带整体水平。

 

比如在美国，2009年联邦政府拨出超过72亿美元用以支持《国家宽带计划》的实施，随后还宣布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将普遍服务基金从87亿美元提升到155亿美元，用于宽带普及。欧盟、英国、澳大利亚也有类此的举措。

 

相比之下，韩国的做法也许更值得我们借鉴。作为目前宽带水平最为发达的国家，韩国为促进宽带发展出台了多项措施，比如GTTH项目，为用户提供1G的宽带。另一项就是农村宽带项目，是从2010年开启，比如在少于50户家庭的城镇，宽带投资由中央政府、当地政府及电信运营商提供，支出资金比例为1:1:2；多于50户家庭的城镇，通过政府贷款以及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来支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