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和上述四部讲“外国故事”的“好莱坞制作”不同,引发了不少风波的《浮城谜事》,虽然是一部中法合资、彻彻底底的中国题材电影,却也被北京市广电部门喊停了合拍片资格。
——“合拍片”究竟有什么奥妙,是一部“合拍片”会如何,不是又会怎么样?
对于我国电影市场来说,当下仍执行着严格的电影进口配额制度,一年中国内地的电影进口数量,今年起提高到约65部(前些年约为55部)。而根据国家规定,如果一部影片系中外合拍,则在发行上享受国产片待遇,不但不受进口配额的制约,而在票房分账比例上,合拍片制片方所得也远远高于普通进口片的出品方。
内地电影市场快速繁荣、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第二大票房出产国之后,好莱坞为首的海外电影企业,热情显然高涨,但是进口配额是一道“刚性”的贸易壁垒,而且即便能够出口,海外片商所获的分成比例也实在寒酸。因此,绕开进出口的关隘,和正在谋求“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中国企业联手,“合拍”也就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而且,位于另一端的中国企业,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钱(再加上人民币长期坚挺的汇率),那么,投资“外国电影”,不但投入不大(比起众多实业项目而言),更何况,“拍电影”时髦光鲜,气派十足。所以,中外两方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然而,不是“一个完全的美国故事,投点小钱,加上点中国元素,带上个中国演员,就叫‘合拍片’了”(张丕民语)。根据国家电影管理部门的规定——其实也类似于大多数国家的合拍规定,我国对于“合拍”的认定,有若干可量化的标准,如投资比例、演职员国籍构成、版权持有状况等,而且还有相对较“虚”、却也必须遵守的条款,如必须体现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等。只有这些条件都一一达标,并报批总局下属的中国合作制片公司(俗称“合拍公司”),审批通过后,“取得资质”,一部影片才算是法律意义上,或者说经济意义上的合拍片,从而享受国产片的待遇。
《敢死队2》《环形使者》们,就被拦在了资质认证的门外。而且,说起来,它们的确都是“完全的美国故事”,影片中的那几张中国面孔,替换成别的肤色或样貌,基本也都说得通,它们拿不到合拍准生证,并不冤。
《浮城谜事》被喊停合拍的遭遇,就更耐人寻味了。有关部门要求删减暴力场景与导演娄烨的激烈反弹,被传媒热炒,但其实官方下发的修改意见,还有一条是“不作为合拍影片”。而本来《浮城》是中法两国正式签署政府间合拍协议之后,第二部“官方级”中法合拍片(第一部是《我十一》),法方投资占20%。上映在即,却突然被取消合拍资格,片方给出的解释是,北京广电是由于发现合拍报批手续还没有走完,为了不耽误上映而为之的。而根据《洛杉矶时报》本月19日的报道则指出,《浮城》法国制片人克里斯蒂娜·拉森(Kristina Larsen)接受该报采访表示,取消合拍对中方影响不大,但对于法方来说,则会损失法国国产片补贴,以及影响到电视及音像版权的销售等,而本来“在法国,就没人想跟中国合拍”。所以说,即使不是本意,我们的广电部门的一纸通知,就让《浮城谜事》在法国领到了一张经济罚单。
不过,上述这几部影片都被吊销了合拍身份证,也不能说就不是“合拍片”了:毕竟有中方投资、有中国演员——哪怕是出于投机目的。
这就涉及到“合拍”的另一重涵义。题材、人员、资本上的跨国合作,自电影发明以来从不间断,只不过程度有深有浅,目的也千差万别,但广义而言,这些都算得上是“合拍”。至于能否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合拍认定,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举个不尽恰当但便于理解的例子,官方所核定的“合拍”,相当于一对情侣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手续,就此享有了相应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显然,世间更有无穷无尽、参差多样的情爱关系——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或祝福的,可能有的还有悖于道德、伦理,甚或触犯法律,但你无法否认其存在。
从电影史的、积极的层面来看,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建立,离不开一大批欧洲演职员的加盟(尽管其出品绝绝对对是“美国货”),到了今天,不但是欧洲的明星大导,甚至全球的人才和经济资源都在投向好莱坞;而华语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成为国际影坛瞩目的一景,同样也是中国两岸三地电影资源互通有无的成果,《似水流年》《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戏梦人生》《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典型案例;至于以独立姿态赢得尊重的中国“第六代”导演,长期不见容于国内主流渠道,但来自欧洲的投资和发行渠道,才保证他们能够持续创作。
实际上通过合拍绕开进口配额的情形,和上世纪90年代众多香港电影公司北上找“厂标”几乎异曲同工。彼时只有国营电影厂有拍摄及发行影片的权利,香港电影为了打进内地市场,“买厂标”成为必做的功课,不少影片干脆在香港拍竣,然后再随意补拍一些内地情节生硬塞入了事。一大批粗制滥造的港片就此堂皇入市,今天的观众也不时能从电影频道上一窥这些奇葩电影的风采。然而,即便乌烟瘴气如此,这个阶段里,依然涌现了《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等不朽的经典。
中国电影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继续与台港地区以及韩日东南亚合作的传统之外,和欧美、尤其是好莱坞影业的合作合拍已经是大势所趋。打擦边球、“假合拍”也跟着水涨船高,我们当然要清醒看到其中的投机成分,而且从文化角度而言,棒喝这类“合拍”也算是理所应当。不过,中国企业及电影人,即便参与程度并不多么理想,甚至不乏当冤大头的嫌疑,但是就此能够参与规范的海外电影工业,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制作环节上的),也绝不是妄言。或者说,即便是纯粹的投资行为——应该说,投资好莱坞电影的风险不算大,回报率也不错——在商言商,也无可非议。
须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尼和松下先后以巨资溢价并购了哥伦比亚和环球两大制片厂,被好莱坞大敲竹杠的“冤大头”行为,更是被美国传媒冷嘲热讽了多年,然而现在看来,至少坚持到底的索尼(松下后将环球出售)还是做了一笔过得去的买卖,把有形的电子产品和无形的内容产品打通成了一个有效整合的大产业链:蜘蛛侠和007都在银幕上用着索尼的产品,又在银幕下代言着索尼品牌;而电影院里,放映机是索尼制造,客厅里,蓝光播放机和液晶电视也都是索尼产品。
当然,电影确实是一个大大不同的产品。尤其在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入侵”时,世界各国大多都有一套保护本土电影创作的制度,当下的“假合拍”问题,也就不单有了经济色彩,也增添了微妙的道德意味,或者不妨说,我们的合拍规则,本身就是关乎道德的:必须体现中国风土人情,必须体现中国文化,而且,实际上,还必须承载体现官方意志的正面价值观。这种出发点无疑是用心良苦的,但确实又显得简单粗暴了一些,尤其是这些规章所诠释的空间“弹性太大”:《木乃伊3》就是合拍,而《环形使者》则不能。再假设一下,80年代最成功的两部合拍电影,《末代皇帝》(中意)和《敦煌》(中日),在今时今日有可能立项吗?
不要说一般的电影企业没有“振兴中华”“软实力输出”的义务,即便有这样的觉悟,在国际商业电影市场领域,中国电影始终是相当的弱者的现实,也注定了这不是一个可以一厢情愿的抱负。而纠结的另一面是,中国电影其实一直在艺术电影领域里有一席之地,但是往往中国制造的艺术电影,又难以入得了有关当局的法眼,不压制就不错了,更遑论能够向别国一样以国家补贴、扶助的方式进行推广?
合拍不是灵丹妙药,只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当前的合拍大势山雨欲来,而广电部门的几张红黄牌显然正在起到降温的作用。我们支持对“假合拍”的审验环节,因为这是对其他海外电影和其他国产电影的不公平竞争;但是我们依然也要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企业,通过投资好莱坞来赚取利润和“经验值”,绝对不是坏事。
我们更期望,有关管理部门能够调研并出台更多、更细化的合拍或合资电影管理制度,例如针对纯粹投资海外题材影片的中国企业,虽然不必给予合拍片资质,但可以有一些诸如减免税收、补助专项资金等鼓励措施;而符合合拍规定的影片和企业,则可以有进一步的减免税、更高的分账比例等待遇;至于纯粹的境外电影,如果在中国出外景、外包后期制作等,也可以相应提供一些优惠奖励措施。至于像《我十一》《钢的琴》《浮城谜事》等纯粹中国题材、却能得到海外投资及推广的艺术影片,更值得有关部门雪中送炭,至少不要釜底抽薪。
新西兰、加拿大、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都有一系列成熟健全的电影合拍或电影招商引资政策,如德国相关法律就认定,只要某部影片的版权归属于德国企业或个人,就视同为德国国产电影,并允许其投资企业申报相关的税收减免,因此我们平常可以看到颇多德国投资、好莱坞制作的英语电影(例如今年年中来华上映的《三个火枪手》等片)。法国、新西兰等,则把后期制作也视为重要的合作方式,会给予海外电影不小的财政优惠。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本土的产业工人的就业、本地市场的消费刺激,同样也是各民族电影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好途径。在大导演卡梅隆在华创立分公司,小马奔腾兼并美国特效公司之后,针对这类业务的优惠、扶助,确实需要提上有关部委或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了。
本月26日即将在洛杉矶开幕的第二届中外合拍电影展映,由国家广电总局和美国电影协会主办,中美两国众多重要电影人将会出席,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借此契机,从制度设计到操作实务,都研讨出更多切合实际的合拍规则。
说到底,电影合拍有两大目的,其一是无论国营民营,都把中国的影视产业做大做强,已经逐渐出现的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好莱坞大片、并购海外电影企业,都是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其二是更重要,但也更为含混微妙的,中国电影文化的提升和对外输出,不过这条道路却没有什么速成办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电影要学习的,更多的应该是好莱坞影业为首的电影工业流程和技术标准,而非要亦步亦趋拍出中国的科幻片、灾难片、恐怖片。其实,拍电影就像是烹饪,各民族各有各的口味,我们不妨学习麦当劳的品质管理、营销办法、连锁经营、卫生标准等等,但不见得要把馒头店、豆腐坊改成汉堡屋、牛排馆,合拍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只有认清了这个原则,合拍的航向才不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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