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偏好深刻影响公众道德感受

核心提示

新媒体的勃兴，为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人们透过这一高速信息传播渠道，能够第一时间触碰时代的发展脉搏，同时，又凭借其强大的互动性，享有了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但是，受残酷的市场竞争及外部利益诱惑等因素影响，新媒体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上存在很大误区，专注负面新闻，热衷渲染炒作，罔顾社会责任，各种低俗、庸俗、媚俗现象粉墨登场，给公众造成不良道德感受和普遍道德焦虑。

异化的媒体传播功能

“传染效应”，是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中传媒的“功绩”。

2010年 1月至 2010年 11月期间，先后有10余名富士康员工在厂区跳楼自杀，每一次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几连跳”的字样就会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不管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还是只言片语的琐碎消息，都通过这一平台被集束式地大范围传播，各种细节也被无数次地浏览和讨论。于是，某种被称为“传染效应”的状态便发生了：有的员工透过其他人的自杀事件寻找到某种共鸣，被“启发”着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短时间内同类事件在同一环境中不断出现，如同被病菌传染一样在特定群体中蔓延。 “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固然来自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是，传播异化带来的“传染效应”也不可忽视。

再如，2010年四、五月期间，福建、广西、广东、江苏、山东、陕西等地连续发生6起校园惨案，案情十分雷同，均为一人手持利器闯入校园行凶，目标都指向毫无自卫能力的幼童。事件令举国震惊，人们在反思的同时，也对媒体进行铺天盖地式的报道提出了异议。在全媒体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都有可能瞬间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并且，对事件细节的逼真描述和深入挖掘，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使部分心理扭曲者或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群去效仿，铤而走险。

上述两个恶性事件都暴露出传播功能被异化后产生的负面效应。异化，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 21世纪，新媒体日渐普及，其自身具有的即时性和交互性不断强化，因而形成了巨大的传播优势，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可以说，每一个社会人都已经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恶性事件或者负面新闻都以极快的速度在极大的范围里被广泛传播，传播过程中更会屡屡出现张冠李戴、添油加醋乃至与事实相违的变异，从而加剧了公众的道德焦虑和道德愤慨，甚至产生错误的判断，因个体失德事件而质疑整体的道德状态。

迎合传播的“审丑”心态

用手机登录新浪网新闻频道社会新闻一栏，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令人愤愤不平的丑陋现象。诸如“男子见义勇为赔光奖金还倒贴4万”、“医院因产妇欠费藏匿婴儿”、“丈夫用锤砸死出轨妻”、“肇事司机异地掩埋受害者”等等，此类新闻往往能够获得高点击率，引起阅读者的热烈讨论。翻看各大门户网站或者手机新闻平台，情况大同小异，或者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常态表现。

再来回顾近年来声名鹊起的网络红人们，如芙蓉姐姐、凤姐等，她们的共同点是无一例外不因炫丑而得以走红，其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无限放大，以恶俗的低级娱乐性迎合了一般网民审丑、刺激、臆想以及看客的心理。有些网络红人的背后更有团队性质的推手帮忙推波助澜，制造话题，提高受关注度。以凤姐为例，她在新浪开设的个人微博拥有150万粉丝，不仅经常在微博中发表挑衅性言论，以“故意找骂”的方式吸引网民，甚至偶有挑战社会道德底线、扭曲正常价值观的留言。为此类人的走红创造机会的正是新媒体平台，两者之间甚至存在着某种合作关系。

不管是选取新闻还是为网络红人捧场，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媒体在发展初级阶段所表现出的缺陷：无序的生存状态和缺乏底线的生存原则。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发展一直处于高速前进的状态，但同时，由于起步时间短、技术更新快、行业竞争残酷，新媒体平台的生存压力非常大。于是，炒作、渲染、夸大等往往是新媒体选择信息内容时的常用手段，目的是获得更高的点击率，吸引更多的用户，以维持自身的生存。

传播丑陋的比传播美好的更容易刺激阅读者的情绪，传播恶的比传播善的更能刺激受众的神经，传播病态的比传播健康的更能吸引眼球......试问，当此类现象变为常态时，当大量负面信息占领了大部分媒介平台时，公众又怎能不陷入一种将个别现象等同于社会全貌的认知误区呢?

谁是“把关人”

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道德”，能够得到411万条新闻以及超过1亿个网页。新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是海量的信息，瞬间的更新。然而矛盾的是，当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似乎可以了解其全貌，但又很难保证不漏掉一条有效信息。面对庞杂的信息群，阅读者时时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感，不知从何看起，不知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垃圾，诸如此类的困惑几乎曾发生在每一个新媒体用户的身上，而其原因正是由新媒体本身的特性造成的。

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网民的狂欢》一书中写道：“在一个由无穷无尽的、未经过滤的用户生成内容组成的数字世界里，网络信息往往与事实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由于没有编辑、校对、管理者和核实人员的监督，我们无从得知网站上的信息是否属实。没有‘把关人’替我们将事实、真实的内容和正确的信息从一堆充斥着广告、错误和欺骗的信息中挑选出来。 ”

基恩的话告诉人们，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时，阅读者是自由的，但也是盲目的。因为人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筛选、有判断、有立场、有秩序的新闻平台，而是一个以海量为特征的，收纳了几乎所有可收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发布、罗列和传递的平台。

2011年6月[FS:Page]23日，北京市的一场暴雨打乱了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同时被打乱的还有信息的真实性。几张道路被淹、车辆被阻的照片被作为现场即时报道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而事实却是，其中数张照片乃移花接木之作。

如果说此类“谣言”可能无伤大雅，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从2010年6月至今，微博里不断出现的“金庸逝世”传言，就不能不使人在啼笑皆非之余，又隐隐感到愤怒了。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毋庸置疑，新媒体在传播功能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但是，由于被传播的信息并未经过筛选，没有标准界定其真实性，也没有规则保证其来源的可靠，因此，只能将其视为信息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新闻。

海量的、庞杂的信息使受众陷到难分真伪的漩涡中去，陷到人云亦云的盲从状态中去，无意识地放弃了自我判断，进而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当人们每日从新媒体平台上阅读到有关道德失范的个案时，受到众声喧哗的裹挟，就这样以点带面，极易将其看成是社会道德的普遍状态。

不被关注的平凡小善

2011年10月24日，九江市的两个普通小女孩在玩耍时捡到了一个装有现金及大量银行卡、证件的黑色钱包，她们的家长连夜寻找失主，最终将钱包交到了失主手中。10月26日，宁波市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倒在路上，数名路人伸出援手，及时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10月28日，新疆人民医院一位拥有稀有血型的医生为救治患者生命，主动提出献血400毫升，保证了手术的顺利完成。

上述几则新闻的当事人表现出了最基本的道德选择，这些看似普通的好人好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它们中的少数可能被记者捕捉到而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大多数则沉淀在生活里不为人所知。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道德行为，他们心存善念，对待工作热忱勤恳，对待他人友爱互助，孝敬老人，善待孩童，正是这些温暖的平凡的细节构成了中国社会真正的道德常态。

在全媒体时代， “眼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而那些普普通通的、波澜不惊的，在生活中时时发生着的道德行为，却往往没有争夺眼球的能力，满足不了看客们的猎奇心理，不构成所谓的新闻，因此，它们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然而，评价一个时期的主流道德，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平凡的大多数。他们默默地存在着，不是焦点，也很少被传播，但是，他们的道德行为却是撑起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最坚实的根基，是构成当今中国主流道德的中流砥柱。就像空气，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却一时一刻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