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4日，中国移动、荷兰KPN集团下属的德国子公司E-Plus、中兴通讯三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在德国联合测试TD-LTE。此前一年，中兴通讯在全球的TD-LTE实验局及商用局合同达18个，与欧美多家运营商进行合作，遍布欧洲、印度、独联体、亚太、东南亚等区域的12个国家。TD作为贯彻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典范，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并吹响了进军国际市场的集结号。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是营销界的一句老话，掌握了标准制定权就掌握了产业霸权，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就经历了选择标准、迎合标准的过程，期间得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
1984年，当中国开始1G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时，由于经验不足，在选择国际标准方面，采用了与电联接轨的方式，即选择了英国的TACS标准，而放弃了漫游协议最出色的北欧NMT标准。这一选择带来了一些后续问题。TACS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漫游信用协议，当时英国有爱立信和摩托罗拉两个网，各自只有内部协议，彼此之间不能漫游，中国在参照英国制定标准的时候把所有涉及两网的地方都改成了一网，并选择了爱立信作为设备供应商，但由于爱立信价格高、服务差，原邮电部又决定引入摩托罗拉，这样一来，中国当时的不同省份采用的分别是两个厂家的设备，省际之间漫游很麻烦。中国的科研人员通过技术研究，并在和两大厂家的较量和合作中，完成了中国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自动漫游协议。此时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掌握标准，不掌握核心技术，就得受制于人，运营成本和价格也降不下来。
2G的建设也经历了标准选择的问题，即CDMA和GSM之争。1993年，美国QUALCOMM公司到中国宣传CDMA，但是中国移动的技术人员通过到韩国、美国对CDMA进行考察后，放弃了CDMA，选择了GSM。理由有三个：第一是认为CDMA造价更昂贵，这一理由后来被证明是错的；第二是知识产权问题和安全的问题，因为QUALCOMM有军事背景，受美国政府的严密看管和控制，所以它的专利将会是制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韩国当时已经面临CDMA的专利的问题；第三是当时技术不成熟，CDMA技术到了1995、1996年才逐渐成熟起来。
1G、2G发展时，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比较弱，技术积累也不充分，但技术与标准受制于人的苦楚却一直令国人难以释怀。当3G发展被提上日程表时，恰逢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自主创新，TD-SCDMA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事实上，TD的发展是以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在3G牌照发放之前的几年里，中国移动是以当时最成熟的WCDMA标准作为基础来着手进行3G运营的准备和研发的，当2009年TD的牌照发到中国移动手里时，措手不及的中国移动不得不迅速作出调整，但由于准备不充分，使得TD在最初运营的一年内并不尽如人意，幸得技术人员的努力，TD进步迅速，并在准4G的LTE的研发上取得突破，这才有了文章开头记述的成绩。
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起步并不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研究小容量移动通讯系统，八十年代初，中科院传输所与上海一所共同研发的小容量移动通讯系统投入了商用，在上海用于长江航运，在广东用于汽车调度的汽车电话。但由于技术不成熟，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在1G和2G的建设中都选择了引进吸收，暂时放弃了自主研发。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增强，重启自主研发势在必行。因此，中国政府非常坚决地支持TD的研发和建设，并将其放到中国移动公司这一中国最强大的运营平台之上，从而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都给予了其充分的保障。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明智的，TD的健康成长使得移动通信产业成为中国自主创新之路上的排头兵。
TD也许还并不完美，但它就像射向山涧对面的一支拴着绳子的箭，只有顺着这个绳子爬到山涧的对面，才有可能建起之后的大桥。中国想做产业领头羊，路途还很遥远，但起码，这“标准制胜”的集结号是已经吹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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