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为4494亿元，2010年仅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就达到14860亿元。强烈的数字反差，显示出十年间我国的电信业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除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电信体制改革等关键因素外，2000年9月25日《电信条列》的颁布实施对电信业快速成长的“保驾护航”同样功不可没。如今《电信条例》已走过十个年头，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电信业基本上无法可依的状态，对电信业的发展、改革、监管，对维护网络与信息安全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发挥着积极作用。
1、关键词：出台前后
市场亟待监管等不了两年
刘彩，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十年前他是原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是参与起早并推动《电信条例》出台的重要人物。“当时电信改革已经开始，政企分开、运营商之间开始竞争，需要有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刘彩对《IT时报》记者表示，《电信条例》是在我国电信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电信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出台的。
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原邮电部、电子部，组建信息产业部，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及中国卫通2000年相继挂牌。1999年~2000年间，中国网通和铁通也同期成立。
20世纪末的重大变革后，我国电信业市场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初步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对电信业管理的任务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电信市场的传统做法，已适应不了电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电信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必须转到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
“电信条例的起草工作是在原‘电信法’多年起草工作的基础上，在信产部成立之后开始启动的”，刘彩说道。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出台《电信法》，而是用《电信条例》呢？“如果要出台《电信法》这部法律，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三审’，得历时两年左右，那么这两年信产部监管市场将会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刘彩表示。于是国务院法制办当时决定，将《电信法》草案改为《电信条例》，由国务院尽快出台。先出台《条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而且可以通过实践为以后制订《电信法》积累经验。此后，国务院法制办主持对《电信条例》草案进行了的审查，经历了“18个月，20多稿”后形成正式草案，经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后，于2000年9月25日颁布实施。
继《电信条例》之后，工信部又先后颁布了三十多个与之相配套的部长令，期间《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形成了电信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体系，为电信监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关键词：上海市场
因地制宜实施《条例》
“《电信条列》起到了部分《电信法》的作用，对于这十年间我国电信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说道。
刘彩则对记者表示，当初《电信条例》就是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来制定的，“《电信条例》里规定了电信业务必实行经营许可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资费管理制度、电信服务质量监督等8项制度，这构成了目前电信监管的基础架构，对于怎么准入、怎么竞争都有基本规定”。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电信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对促进电信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0年，我国电话用户总数为(固定、移动)2亿多户，而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经达到11.1亿户，相当于每年以1亿户左右的速度发展。对消费者而言，服务选择增加，资费总体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电信条例》的实行是密不可分的。
就上海市场而言，电信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截至今年6月固话普及率为49.1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19.4部/百人，皆处于全国领先水平，IPTV用户数更是全国第一。这背后，跟主管部门对市场的规范监管密不可分，“除严格按照《电信条例》及部门规章对电信市场进行监管外，我们还结合上海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创新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海市通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比如在运营商代理商的监管上，由于代理商良莠不齐，加之基础电信运营商疏于管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为此，通管局拟定了《关于加强代理电信行为规定的通知》，着重强调了基础运营商对代理商的管理责任，以及基础运营商在代理行为中作为被代理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代理商的准入门槛、服务质量标准提出了要求，从而遏制了代理商的不规范经营行为。
3、关键词：电信用户
有了“主心骨”
电信服务出现障碍，运营商未能及时修复，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电信条例》颁布实施之前，遇到类似电信服务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因为《合同法》中没有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具体规定，原则性的规定显然无法解决涉及电信服务的具体问题。《电信条例》的出台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条例对运营商修复服务故障有着明确规定。
当然，这只是《电信条例》维护消费者利益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方面。“《电信条例》明确了电信运营企业的义务，强化了电信用户的权利，从而保障用户的消费权益”，杨培芳表示。与其他国家的电信法律法规相比，《电信条例》对服务问题的重视程度是非常突出的。《电信条例》共计81条，其中关于电信服务的内容有14条，占六分之一强，比如规定运营商有保障服务质量的义务、为用户保守通信秘密的义务、有提供话费清单的义务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用户对于电信服务的要求会越来越广、越来越高。《电信条例》也并非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电信条例》中规定监管机构拥有制订相关电信服务标准的权利。此后，《电信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电信用户申诉处理暂行办法》、《电信服务质量报告制度》、《电信服务规范》等一系列细化规章相继出台，有效地保护了用户的权益。
同时，地方电信主管部门也依托《电信条例》，对新出现的用户关注的电信服务问题采取灵活的方式加以处理。前些年，电信卡余额过期不退，被指严重侵犯了电信用户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海市通管局于是组织电信运营企业、专家、法律工作者、用户等多方人士共同研讨，从电信卡法律定位、运营企业的技术可行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沟通，在法律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敦促运营企业采取了“适当收费并激活过期电信卡”的方案，保护了电信用户的权益，也维护了电信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4、关键词：《电信法》
从“行政”到“立法” 期待继续“护航”
《电信条例》已经走过十年，但是《电信条例》作为一部[FS:Page]全面与综合调整电信法律关系的部门法规，其局限性与缺陷也日渐凸现出来。
《电信条例》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在厂商经营许可证、产品进网许可证的发放、电信纠纷的行政裁决，都由主管部门掌握，当初是为了配合“阶段性有限开放”策略，但是在现在势必会影响到电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另外，《电信条例》中的一些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主管部门相继出台配套细则，比如《电信条例》中没有说明如何向外资开放电信领域，于是颁布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增加可操作性。但是现在随着技术、市场的巨大变化，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完全被动应付自然是不行的。比如在地铁入场费的问题上，在《电信条例》的罚则中，没有对违反配套设置电信设施制定相应的处罚规定，所以处理起来也就无章可循。
更重要的是，《电信条例》只是行业规章，法律效力较低，行业外延方面的监管力量还不是很突出。很典型的例子，《电信条例》对于电信用户权益的保护也做了规定，但是在维权时，消费者还是更多倾向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电信条例》缺乏法律效力。
刘彩和杨培芳都对记者表示，希望《电信法》能尽早出台，通过电信立法来构筑详细完备的电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电信市场，促进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电信立法与电信监管也需要根据通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总结《电信条例》实施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尽快出台《电信法》”，刘彩说道。
同时，两位专家都向记者透露，目前《电信法》的出台没有时间表。“主要是在三网融合问题上，部门之间的利益意见不一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电信法》则无法出台”，刘彩说道。杨培芳对记者表示，现在《电信法》出台的环境比以前更加错综复杂，“关键还是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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