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最近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湖南广播电视总台。走进总台的办公大楼,可以看到一块硕大的显示屏,不停地滚动着一个个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电视栏目的名称,每个名称背后都跟着一个零点零几的阿拉伯数字。
了解电视行业的人都知道,后面的那串数字就叫:收视率。而它的背后,就是每100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在看你,通过它就知道每个城市有多少人在看你。它就像是一条水银柱上的红线,高则为荣低则为耻。
借用世界杯的概念,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就像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收视率就是大家拼命争夺的大力神金杯,只不过,世界杯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裁判小组执法,而在中国,每一天的收视率胜负都是同一个裁判说了算,它就是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中心。有意思的是,刚刚结束的南非世界杯上频频出现错判误判,裁判问题成为全球争议焦点,多名“世界名哨”因此被取消世界杯执法资格,甚至被怀疑吹黑哨打假球。很快,这边厢,中国电视收视率竞赛的“主裁判”央视索福瑞也因为《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收视率造假”的调查报道而被卷入了争议中心。
中国电视病了
《人民日报》这篇关于“收视率造假”的调查报道,其实只是该报针对中国电视行业现状若干问题系列报道的第五篇。在之前的报道中,主要是针对各地电视台今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多档电视相亲节目中存在的“舆论导向问题”提出了批评,提醒各地各台不可只重收视率,忽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导向任务。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也正式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正式文件,对已经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的 “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
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称为“万恶之源”的收视率,注定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只是为它推开了一扇通往中国电视“问题手术室”的大门。
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收视率数据,某些电视台采取不正当手段,“污染”收视调查公司的样本用户,已经构成事实上的收视率造假。在上海,已经有多户样本户因为收受电视台钱物,长期锁定某台某频道而被终止样本资格。在西安,甚至有收视调查公司员工,因为帮助电视台收买相关样本户而被判刑入狱。实际上,这篇报道批评的是某些电视台的造假行为,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一大堆的问题被媒体和网民提了出来,本来是造假行为“受害者”的索福瑞公司也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7月16日,索福瑞公司不得不出来举行新闻发布会,一方面表示“一有证据便会诉诸法律”,另一方面也对“谁代表13亿人的收视率”、“索福瑞公司是否有垄断之嫌”、“收视率为何容易造假”等问题做出回应。据索福瑞公司的总经理王兰柱介绍,索福瑞在每个大中城市会有300户的样本户,在其家中的电视机上安装有收视测量仪器,按照国际相关标准和惯例,这样的样本数量能够保证收视率数据的误差在3%以下,但是,如果有人想通过非常手段来影响收视率,只需要影响6户样本户就有可能将收视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而这1个点的改变,能给电视台、栏目带来近百万的经济收益,甚至关系到一个栏目、诸多工作人员的去留。”
为了收视率,怎么办呢？
收视率造假
对公信力伤害更大
先是张悟本身份造假,然后是唐骏学历造假,现在又轮到了收视率造假。人们不禁要问:这社会是怎么了？还有什么是真的吗？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张悟本非法行医的悟本堂已经关门大吉了,教育部也正式发文拒不承认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的各种学历,接下来必须有电视台、有人出来承担收视率造假事件带来的法律责任和道德后果。
然而,电视作为公众媒体,发生收视率造假这样的事情,直接伤害的是社会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价值体系。所以,简单地处理几家电视台、几个责任人的确于事无补,必须下定决心,就先从收视率下手,标本兼治,还公众一个健康的中国电视,还中国一个诚信的舆论环境。
那么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如何确保收视率的“清白”。对此,央视索福瑞责任重大。据介绍,他们主要采取的调查方法有两种:日记法和测量法,前者要求样本户每天不同时段要把自己看电视的情况记录下来,后者则通过安装在电视机上的测量仪记录样本户每天看电视的选择和时间。总之,关键就在样本户的身上。作为中国最大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垄断着超过80%的中国收视调查市场,在7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也不无委屈地介绍了他们为了保护样本户不受污染所做的各种工作,譬如,耗资4000万改造数据采集系统;譬如,建立总部呼叫中心避免电话被人窃听系统。然而,部分电视台为了搞到样本户的地址、电话等资料,同样采取了很多的应对招数,包括雇佣私人侦探公司跟踪收视调查人员、网上发帖悬赏寻找样本户主甚至电话窃听、收买员工。
事实也是如此,只要收视率有可能影响到节目的生死存亡和相关人员的收入,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无论索福瑞调查公司想出什么招数,有心造假的人总会想到应对的办法。
除非收视率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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