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经济”与新媒体创意

──论后现代公共文化的生成

[摘 要]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场域，“山寨”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现象。它的多义性使得它成为勾连当代新媒介技术、大众文化与媒介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概念。本文从新媒介技术、文化形构与生产方式三个不同视角分析山寨作为经济、文化与修辞现象的特征及社会意涵，探讨山寨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关系。不同领域的山寨现象既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症候，又相互勾连，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实验新的社会模式、文化理想与公民意识的场所。

[关键词]山寨；现代性；后现代文化；信息社会；新社会运动

“山寨”成为2008年中国网络新词中最热门的一个，至少谷歌中国是这么认为的，在其发布的2008热门搜索词中，“山寨”排在第一位。中外主流传媒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和阐释，对将山寨从民间用语上升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潮出现在2009年初的中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倪萍提交了《摒弃山寨文化，扶植原创作品》的提案，被媒体总结为“封杀山寨”的提案，引发了更加剧烈的争论，并使山寨成为官方、媒体、知识界和网络话语相互搏弈、相互试探的场所。山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新词，它兴起于中国的南方，从最初描述中国南方生产的低价仿制手机，迅速扩展到指代各种领域的仿制品，从假冒名牌到名人模仿秀，从盗版影音制品到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各种模拟和改造主流文化形式的视觉作品。山寨因为带有了“草根”、“非主流”和“抵抗”的含义，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有关发展模式、阶层关系、文化建构等许多具有争议性的焦点，因而成为媒体与民众都乐于谈论与传播的文化议题。

山寨的多义性使得它成为勾连当代新媒介技术、大众文化与媒介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概念。本文将会首先描述山寨概念的生成及其在网络社会中被挪用、改造与转化的情态，以及这个复杂的修辞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争夺。之后，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山寨作为经济、文化与修辞现象的特征及社会意涵。第一是新媒介技术的视角，从对网络社会与知识经济的讨论出发，研判山寨产业与新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文化形构(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视角，探讨山寨文化所体现出的带有后现代风格的视觉文化，希望讨论藉由山寨概念所区隔的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两种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最后是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视角，是一种将经济制度与文化范式勾连起来的视角。这个视角探讨山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三者之间的一体性，即山寨的多重实践能否铸成一种生产性的公共文化，它能够帮助我们想象一种不同于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经济与文化景观。三个视角分别从技术(technology)、风格(style)与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的框架切入对山寨文化的历史与社会分析，以期对这个现象所表征的社会与文化形态加以描述与阐释。

山寨命名之路

山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网络词汇。在当代文化中，这个词的起源可以从中国南方在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的年代所兴起的特殊生产方式中得到追溯。许多媒体中对山寨的解释都会提到它源于广东话，指那些小型、小规模、甚至接近于“地下”的工厂，生产一些仿制、快速、便宜的生活用品。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山寨厂”是指那些为大厂承制塑料花和成衣缝制的家庭作坊。(张殿文，张洁平，丘晨，2009：28)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词才被用来形容IT产业中以仿制和低成本为标志和生存方式的各种数码产品，比如游戏机、照相机、电脑等，而近些年山寨手机的出现使得这个词在更大的范围和人群中得到普及。但这个阶段的山寨产品除了仿制品牌和廉价之外，还有功能强大和迅速迎合消费者需求等特征。而到了2008年，山寨在互联网中越来越频繁地与许多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一开始是指受众对名人和大众文化产品的模仿，如“山寨周杰伦”、“山寨红楼梦”等，后来出现了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山寨行动，如“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新闻联播》”，再后来是互联网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将山寨升格为一种态度和文化议题，越来越多的事情被贴上山寨标签，一方面是为了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某种玩世不恭的社会立场，如“山寨鸟巢”、“山寨宝马”、“山寨熊猫”等等。

山寨概念的演变和扩展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从意指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到新技术环境下的另类市场与创新，再到文化领域的挪用、拼贴和恶搞等行为。而对此的社会价值判断也从几乎是纯粹的负面到混杂模糊，再到成为“草根”、“反叛”、“反主流”等正面价值的代表。

非正规经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展出来的概念，是指在政府与法律管理之外的经济活动。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新兴工业部门无法吸收大量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非正规经济具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非正规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与技术门槛低、小规模生产与运营、不需要正规教育机构的劳动培训、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以及对现有技术的实用性改造。(Becker，2004：1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剧，工业化国家寻求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资本逐步摆脱国家的束缚，向原材料丰富、劳动力低廉和其他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的地区转移，而中国正在进行以经济特区为中心的工业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希望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两股力量的结合就形成了以深圳等南方经济特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和以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模式。与此同时，传播媒介的商业化和全球化又给具有了初步经济能力的中国城市居民带来了消费文化的魅力景观。(杨伯溆，2002：189-190)数量庞大的人群既对西方消费品充满欲望，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大品牌的产品，于是便应运而生了蔚为壮观的仿造名牌的山寨产业，被模仿的对象从服装、化妆品、玩具、电子产品、音像产品，应有尽有。这些产品生产方式灵活、制作成本低廉、技术含量低、流通渠道简洁而多元。最重要的是，它们以比正规品牌便宜得多的价钱为中国中下层消费者提供了在功能和质量等方面差异并不是很[FS:Page]大的正牌替代品，同时满足了他们身份炫耀和阶层竞争的精神需求。

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非正规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它吸收了正规经济无法完全接纳的劳动力，缓解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焦虑和治理压力。并且，它为正规经济和大规模企业所无法覆盖的人群提供多样化的商品与社会服务。好的社会政策可以帮助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更好地融合与互动。(Becker，2004：3)但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设计和伦理体系，却不遗余力地对非正规经济进行污名化和犯罪化。在中文的语境中，山寨最初是正规经济与现代性话语对非正规经济和前(非)现代性的命名，带有明显的歧视和嘲讽的负面意涵。在这个语境下，山寨的罪过主要有三。一是它在官方规范、尤其是知识产权体制之外活动，意味着盗版、造假、懒惰、侵犯他人权益和粗制滥造，每个特征都与中国社会正在积极追求的现代性(资本主义)伦理相抵牾，是落后、不思进取和邪恶(盗版相当于偷盗他人财务)思想的体现，它阻碍中国向现代社会的正常发展；二是山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通常游离于监管机构之外，在税收、劳动保护、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都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保障，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在风险社会的到来和中国产品质量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山寨成为劣质甚至危险产品的代名词，做了市场体系自身漏洞的替罪羊；第三，山寨代表了散漫、粗疏、不求上进的前现代文化，但又控制不住自己对现代性的倾慕与崇拜，用作坊来对现代工业进行拙劣的模仿。也就是说，它虽然与现代性不同，却没有意识上的独立性，自满于伪造的、粗鄙的和低级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无法跃变为真正的现代社会，缺少创新性的文化症结所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迎来了以数码技术和网络化为引导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手机、电脑等信息通讯技术(ICT)成为最热门的山寨产品和山寨议题争论的焦点。当下的争议浮现于一个变化了的经济与文化场域之中。新技术带来了关于知识经济、网络化、灵活积累等新经济概念，之前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于规模、理性、公司和大品牌的推崇──逐渐受到质疑。而与此相对，小型、自发、非正式反而成为新经济的活跃因素和助力。山寨产业中一些原本被认为是非(反)现代的落后特性，却与新经济的某些特点具有相似之处，存在着超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更先进的经济模式转化的可能性。另外，新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文化生产与流通方式的巨大变革。网络的开放性与数字技术的整合，使得原本局限于专业人员和垄断机构的影音产品的生产技术与流通平台向大众开放。文化表达的平民化潮流带来的是文化价值的剧烈转变。在当代中国互联网及其所辐射到的媒体空间中，草根与精英的对立和争夺成为一种最引人注目的话语构成方式。与之相伴的，是在文化层面对精英所命名和把持的现代主义的质疑和颠覆。山寨在新经济和网络文化两个领域，都成为解构传统的现代性体系、探询后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可能路径，由此产生的争议便超越了既定的伦理与制度层面，上升到对社会发展模式及其价值体系的选择。

新经济与“山寨精神”

在《网络时代的“山寨文化”》一文中，邱林川认为山寨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信息社会创新体系的时代精神的体现。(邱林川，2009)那么我们需要厘清信息社会的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所指何物，以及它需要怎样的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所谓信息社会又称为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此的界定是“知识正逐渐成为所有社会的基础。......任何社会都依赖于技术革新及成长，而理论性知识则成为技术革新的母体。”(Bell，1973：28-29)与工业社会相比，知识(信息)取代资本和市场成为社会生产和创新体系的核心。虽然工业社会似乎也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比如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市场扩张所依赖的知识产权制度，就被认为是保护和激励了知识创新，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以及国家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一系列政策。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工业社会将知识作为获得资本和利润的手段，而信息社会将知识的获取本身作为目的。正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取向，亦即追求产出的极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发展为取向，亦即追求知识的积累，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虽然更高水准的知识通常可以提高每单位投入的相对产出，但是对于知识与信息的追求，才是信息主义之技术生产功能的特征。”(卡斯特，2003：21)

两者的不同不仅在于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于主导阶层的精神气质。工业社会的主导阶层是资本精英和管理精英，知识阶层只是其管理和训导的对象；而信息社会的英雄是具有知识和创意的个体，他们借助网络进行灵活的联络和自我管理。前者的精神气质是理性、逐利和威权主义的，而后者的精神气质中充满反叛、分享和平民主义的意识。阿兰?图尔纳(Touraine)对此的解释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卡斯特，2003：27)邱林川认为，信息社会的精神气质可以由希曼嫩(Pekka Himanen)所说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所代表。个人动手制造产品和进行创新的“车库文化”(DIY文化)与强调互联、分享和社区服务的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运动，是“黑客伦理”的两个核心支柱。(邱林川，2009：5-6)中国的“山寨文化”在具有与西方的“黑客伦理”类似的特征之上，还带有孙悟空那种下层社会放荡不羁、蔑视权威、敢于冲破各种政治经济束缚的中国特色。(邱林川，2009：9)

然而，要将山寨的作坊式劳动和游离于知识产权与政府监管体系之外的灵活生产与创新活动与“车库文化”和开放源代码运动直接类比，是有些冒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产生的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导致的两种文化与各自所处的社会模式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黑客伦理”出现在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信息技术与受到良好基础教育的知识与技术精英在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的变迁中分别构成了物质和主体性层面的变革力量。而山寨现象产生的背景是混杂、突变和依附状态共存和相互制约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信息技术的介入确实扰乱了社会转型的既定路径，因此出现了资本、制度和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都相对匮乏和落后的山寨产业能够在实际的市场表现中超越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FS:Page]的国际国内大企业的现象。这在山寨手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据保守统计，山寨手机已经占据了中国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并且出口到俄罗斯、印度、中东甚至美国。目前，山寨手机已经拥有了非常完备的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在价格、功能创新和市场反应方面都要迅捷和优越于所谓正牌手机。山寨手机产业的大本营深圳已经有政协委员建议政府调整政策收编山寨，因为“山寨产业已经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亟需政府引导、规范和支持......使得深圳能够结合实际情况，支持山寨企业培育发展自有品牌，并在发展自有技术品牌的基础上，占领国内相关产业的制高点，以进口替代战略拓展国内市场，扩大深圳电子信息产品的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在全国信息产业革命中充当领路人。”而在山寨机最具争议性的质量方面，也开始有民间甚至官方的声音出来打破“正牌质量稳定，山寨质量差”的既定印象。许多人指出，山寨机如此表现与台湾联发科研发的MTK手机芯片有直接的关系。该芯片将软件和大部分硬件都集中到一块触摸屏的背后，大大提高了手机质量的稳定性，而山寨创新主要集中在手机娱乐和美学需求上向大众品味的靠拢，比如超大屏幕，手写功能、游戏、大音量的音乐播放、高仿名牌外观、奇特的外形设计等。而其研发也具有网络化、分享、社群主义和技术发烧友的特点。(邱林川，2009：59-60)其创新机制似乎与“黑客伦理”有许多相通之处。

但是“山寨精神”与“黑客伦理”有三点重要的区别。其一是山寨产品的制造者在正规教育和技术能力方面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导致山寨创新对高端技术创新的依赖，比如MTK芯片对山寨手机的重要作用。信息社会理论强调理论知识作为社会创新的动力，这就提醒我们良好的公共教育对创新阶层和创新社会的培育作用。“山寨精神”如果没有知识积累和增长做基础，就只能停留在创新链条的低端，而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结构转型的助推器。其二，“车库文化”和开放源代码运动所凸显的分享、网络互助、社群意识和发烧友精神，是对资本主义追逐私利、理性计算和个人主义的伦理有意识的批判与对立。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以称得上社会运动的公共文化，对以逐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出挑战，旨在揭示其对知识的垄断造成的社会不公和创造性的衰退。在网络社会，创新的动力在于热情、兴趣和信息分享，而不在于物质刺激、垄断和集中化的管理。(Lessig，2004)而山寨产业对于现存知识产权体系的挑战，主要停留在实用主义的层面，背后争夺市场份额的逐利动机也显而易见。在政策对山寨手机进一步放开和承认之后，山寨的许多实践方式，比如游戏性、互助、小型化、网络化，以及对大众文化的尊重，是否还能作为一种文化态度被保留和发扬，要取决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否超越纯粹经济活动的层面，进入到社会运动的领域，或者它对群体身份和群体意识的塑造能否形成某种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反精神的社会伦理和公共意识。其三，山寨产业在美学层面也与现代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山寨手机夸张和混杂的设计风格与草莽化的技术选择体现了对现代主义美学和技术精英主义的嘲笑和不屑一顾。而另一方面，对名牌的模仿和以被动消费技术为主的创新──在手机中添加游戏、视频和音响等功能──又体现了对精英文化的崇拜和依附。下文将会从文化形构(cultural formation)层面继续探讨山寨文化与精英化的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关系。

混杂与不确定：山寨的文化形构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山寨文化有三种含义：“第一，指仿制和盗版的工业产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种流氓精神影响下的文化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后两种事物之间互相关联，但却跟第一种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它们被胡乱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场普遍的阐释混乱。”这是目前知识界对山寨争议的较为普遍的看法。但是，上文的分析表明，在后工业化或者说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科技与文化领域的混杂与共同变革，对于“信息”的拼贴、戏仿、解构和重组跨越了传统上标定的“科技”与“文化”的边界。但正如代表工业主义时代大企业利益的知识产权体系要以盗版和偷窃的罪名压制信息时代的创新活动一样，代表精英立场的现代主义文化也会以模仿、拙劣和缺乏原创为借口贬抑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反(非)现代性文化。因此，当代社会从现代性到后(另类)现代性的文化变迁应该成为阐释山寨文化社会意涵的重要框架。

区隔、等级与原创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三个支柱。现代主义文化强调专业分工以及维护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高雅/低俗，精英/大众、专业/业余等二元对立是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文化生产的区隔保证资源的垄断，文化等级维护品质判断的标准，而原创是现代文化英雄主义的核心。山寨文化对这三个支柱不同程度的认可、质疑或颠覆，构成了其与现代性的不同关系。一方面，山寨可以作为现代文化的“他者”，以其低端和粗俗反衬现代性的合法与精英地位，现代主义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空间中容忍它的存在，作为自身等级地位的对应物。在这个意义上，山寨具有前现代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山寨式的行动和文化类型挑战和破坏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等级制，这时它就具有了“占山为王”的古典含义，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与打压。而这个意义上的山寨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内在矛盾爆发的折射。最后，山寨文化直接质疑现代主义文化所标榜的区隔、等级与原创等核心价值，用戏仿、拼贴和反讽等方式将其解构、去神圣化和荒诞化。这时，山寨就带有了后现代文化的味道，成为信息社会新伦理体系构成元素。下文将用山寨手机创意、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和山寨《新闻联播》为例，解析山寨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

天涯论坛的一个著名的帖子列出了多种山寨手机的“雷人”设计：BMW汽车的外形，内置蓝牙耳机，带验钞灯、MP3、高炮镜头、窃听装置的手机，超长待机时间，多个扬声器，游戏机、照相机形状、大屏幕、可支持2000多款游戏的手机、高僧开光的佛心佛缘手机等等。与帖子的主题相附和，“雷”和“强大”是后面大多数跟贴的两个关键词。“强大”表明了跟贴者对山寨机技术的佩服，并指出大品牌要推出同样的功能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更长时间。山寨机的表现实际上揭示了所谓正规品牌背后的市场垄断和面对消费者时的傲慢和暴利剥夺。山寨的存在是对主流品牌的挑战与竞争，许多跟贴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表达了对主流品牌的不满。而“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词汇，它带有“令人惊叹”和“不可理喻”的双重含义。山寨机“雷人”之处，在于它大胆和夸[FS:Page]张的功能堆砌与消费膜拜。它对财富和技术的崇拜是毫无掩饰的直入主题和扎眼的炫耀，而它的美学是杂乱的色彩和具象的造型，这与现代主义美学所推崇的内敛、抽象、简洁、专业区隔和功能主义消费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跟贴者们非常清楚这两套美学体系所代表的阶层身份的意涵，因此他们可以在欣赏和惊叹山寨手机的同时对正规品牌保持基本的认可，并在消费时根据具体情况游移于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之间──现代主义的中产阶级与前现代的草根游民。前者是现实的，而后者是游戏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并相互补充。

另外，除了价格和功能等实用层面的考虑，以及游戏与反讽等美学层面的追求，许多网络发言者将表达某种政治姿态或者进行政治抗议作为购买山寨产品的理由。比如“支持国货，买水货不如买山寨。我是爱国者，坚决不买国外品牌的手机，更不买水货(特别是日本货)”； “我也决定以后就买山寨机了，支持技术成熟的国货”； “山寨机应该支持，有了它才能打破通信市场的垄断，看以前的手机是多么的黑”； “山寨机让民间科技得到发展”等 。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购买的力量：美国消费者运动的历史》(Buying Power: A History of Consumer Activism in America)中，作者戈里克曼(Lawrence B. Glickman )将消费者运动定义为一种政治传统，用购买的力量来支持或反对某种立场、做法、权力或机构及个人。(Glickman，2009)消费者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超越了个人利益和理性计算的私人范畴，成为一种公民行使社会影响力的方式，购买或者不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决定成为一种政治选择，可以通过某种集体性(社会运动)的机制来达到其改变社会某些方面的目标。虽然网络上有关山寨与爱国、山寨与抵制大品牌的讨论还远没有构成内在一致的、有共同意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但却将山寨文化的意义从经济制度扩展到文化、政治和伦理的领域，将消费看做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这是对现代文化理性主义的一种挑战，也是公民社会和消费者运动重要的理念基础。

在网络文化表达的领域，山寨《百家讲坛》和山寨《春晚》在2008年末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使社会对山寨现象的关注又达到了一个高潮。两者山寨的对象都是中央电视台这个代表官方和市场垄断地位的传媒机构，前者的网络视频点击率接近40万，而后者一度传出要在除夕之夜在网络和地方电视台进行直播，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将山寨现象与草根对精英的颠覆与挑战联系在一起的期待。但事情的发展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大学毕业生韩江雪自己撰写了《岳飞三部曲》的稿子，找到《百家讲坛》栏目要求制作节目，但对方将其拒之门外。之后韩江雪花自己的积蓄拍摄了一段《从靖康耻到风波亭》的视频，拿到央视再次被拒绝，无奈之下才将视频放到网上。获得轰动之后央视仍表示不会接受韩江雪上百家讲坛，理由是他没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而北漂老孟所组织的“山寨春晚”更是在轰轰烈烈地网络宣传、海选节目、集思广益、联系播出媒体之后，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只在没有多少人收得到的澳亚卫视直播，规模也比原来缩水许多。而山寨版的《百家讲坛》和《春晚》在风格、布景、叙事、节目选择等视觉层面对正版进行亦步亦趋的模仿，只是因为资源、技能和技术的差异而暴露出其业余的水准。他们对央视的挑战针对的是生产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垄断而不是文化模式。在对老孟的一次访谈中，我们问到他对一些网友认为形式和内容上的质朴和“雷人”正是“山寨性”的体现做何评论，他回答说简陋和业余只是山寨文化的一个阶段，在积累经验后一些山寨文化可以超越这个阶段，成为有竞争力的主流文化。这与一些官员和精英人士希望山寨手机产业可以在收编和管理完善之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济力量的想法是一致的。这类山寨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日益多元化和自我意识逐渐苏醒的民间社会对在不同领域存在的封闭、专权与资源垄断不满的表达。李灵灵认为山寨现象是一种症候，它体现出民间对创作权力的争夺。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文学场域’的争霸大战中，发展成了一种畸形的文学(文化)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的后果，就是最大限度的压抑了民间的原创力量。”这类试图在垄断渠道之外制造影响的“山寨活动”正是这种症候的一种体现。他们具备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对主流社会的挑战意识，但又囿于传统的文艺形态和表达方式，还没有发展出对一种另类发展与文化模式的想象。

相比之下，胡戈的山寨《新闻联播》真正进行了自觉的后现代文化的尝试。胡戈第一部引起关注的作品是2006年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时山寨这个概念还没有流行，人们用“恶搞”来形容这类调侃自以为是的精英文化的行为。胡戈使用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中的影像素材进行编辑，以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的节目模式为框架，重新讲述了《无极》的故事，把它变成了一个劣质警匪纪实节目，意在嘲笑电影拍摄的空洞与做作。孟冰纯认为“恶搞”对已存文本的互文性调用与混合颠覆了独立作者这个版权制度的核心概念，消解了文化生产与流通垄断的合法性。(Meng，2009)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版权制度保护的是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对创作自由的保护至多是附带性的，而到了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时代，传统的版权制度就成为基于分享、拼贴和改造的新文化创意方式的障碍，并迟滞与控制了信息与观点的全球流通。(May，2003)如果说胡戈的“恶搞”通过拼贴和反讽对现代文化精英进行了无情的颠覆和嘲笑，质疑了现代主义文化所依赖的区隔与等级，实践了对现有版权制度的僭越的话，山寨《新闻联播》就是在后现代文化模式和文化伦理──互文性、自反性、分享、平民主义──框架下的创意实践。与《馒头》针对《无极》进行文艺评论所不同的是，山寨《新闻联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恶搞《新闻联播》的作品，虽然它在形式上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新闻联播》所做的“山寨化”处理──简陋的背景、播音台和主持人不合体的西服与吊在脖子上的领带──并不是由于资源和技术的缺陷，而是有意为之。山寨不再是一种无奈之中的选择，或者对《新闻联播》的攀附，而是主动的、将《新闻联播》去神秘化的创意传播尝试。山寨《新闻联播》用隐喻和荒诞的方式探讨了金融危机、大学生失业、交通限行、上网成瘾的病理化等议题，既有嘲讽，也有思考和批判。《新闻联播》在这里既是创意的素材，又是被改造的对象。与上文所分析的几类山寨文化所不同的是，山寨《新闻联播》并不与它的“原件”产生对应、比较或竞争的关系，它在相异于主流传媒的互联网空间，使用信息科技所带来的DIY技术，对已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做出[FS:Page]了独特的文化表达和社会批评的实践。它对主流精英所享有的垄断资源和社会声望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而是通过新技术和后现代视觉性消解了这种资源和声望的合法性与社会意义。这种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尊重多元、非排他的、非逐利的、蔑视边界与等级、以共享和混杂为基础的文化态度。杨国斌甚至认为这类批判性的创意表达是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情感动员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抗议和社会改造的话语活动。(杨国斌，2009)这似乎是可以将我们引向信息社会伦理的星星之火。

结语：山寨生产方式与后现代公民文化的可能性

本文从山寨产品开篇，转到对山寨创意的分析，似乎是从经济议题转移到了文化议题。其实以信息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看，经济与文化既不是相互分割的，也不是简单的相互影响或相互决定。在社会理论中一直存在着有关文化与生产方式如何相互塑造、相互构成的讨论，比如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同构性在当代社会转型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与后现代文化等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卡斯特认为，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三个历史过程齐头并进：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以及文化上的新社会运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已经带来了一个由网络社会、信息化的全球经济和反权威的后现代文化所组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卡斯特，2003：403)

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球变迁的时代，因此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的线性过程，而是进入了一个对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文化既学习又抵制、既继承又超越，并同时触摸后现代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构的复杂情态。本文所讨论的山寨文化正是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经济制度与社会权威的危机，以及后现代文化勃兴的环境下出现的社会与文化症候。山寨文化在中国与全球趋势衔接最紧密的信息经济与网络文化的领域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意味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以逐利、个人主义、崇尚权威、工具理性为底色的现代文化在中国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与山寨文化相似的文化与社会运动包括前文提到的“车库文化”、“开放源代码运动”、消费者运动等。这些都是卡斯特所称的新社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社会运动的多元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反权威、非逐利性、反商业主义、分享、尊重生态、关心人权等具有后现代特质的公民文化。与此相比，山寨文化虽然具备了一些后现代文化的元素，比如草根精神、互助、反叛权威、解构经典、颠覆规则等，但暂时还没有指向一种稳定的社会运动和公民认同。山寨文化中的游戏性和玩世不恭如果不能与后现代文化中的社会批判意识相勾连，就有可能走向虚无主义，而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文化形态。后现代公民文化的基础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伦理体系的质疑与扬弃，以及对一种可替代的、更加人道和可持续的社会模式的尝试。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我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形构的选择，反之亦然。山寨现象是中国在摸索另类发展模式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实验，新媒体与社会的开放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山寨文化是否能在此基础上超越简单的反叛，将其抗争精神落实到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及其伦理与文化形态的公民运动中，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邱林川(2009).网络时代的“山寨文化”.二十一世纪，4月号，总第112期，4-12页.[Qiu Linchuan(2009). Shanzhai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21st Century，No. 4，pp. 4-12.]

[2]曼纽尔?卡斯特(2003).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anuel Castelss(2003).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Xia Zhujiu, Wang Zhihong etc.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3]曼纽尔?卡斯特(2003).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anuel Castelss(2003). End of Millennium(Xia Zhujiu, Huang Huiqi etc.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4]杨伯溆(2002).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Yang Boxu(2002). Globalization: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5]杨国斌(2009).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9-56页.[Yang Guobin(2009). Of Sympathy and Play: Emotional Mobilizationin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No. 9，pp. 29-56.]

[6]张殿文，张洁平，丘晨(2009).山寨挑战殿堂：中国草根文化大爆发.亚洲周刊，2009-01-04.[Zhang Dianwen, Zhang Jieping, Qiu Chen(2009). Shanzhai in Contest to Authority: The Gig Bang of China’s Grassroot Culture. Asian Weekly，Jan. 4，2009.]

[7]Kristina Flodman Becker(2004). The Informal Economy, Sida(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Fact Finding Study, March 2004.

[8]Bell, D.(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9]Lawrence B. Glickm[FS:Page]an(2009). Buying Power: A History of Consumer Activism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L. Lessig(2004). 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11]C. May(2003).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Enclosur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2]Meng, Bingchun(2009). Regulating E-gao, Futile Efforts of Re-centralization?.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Revolution: Social Changes and State Responses(edited by Xiaoling Zhang and Yongnian Zheng). Routledge.

“Shanzhai” Economy and New Media Creativity: On the Formation of Postmodern Public CultureWU Ji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hanzhai, a Chinese new term with a meaning of “imitation” or “counterfeit”,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China. Its polysemy makes it a key concept articulating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new media technology, popular culture and media economy.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and social meanings of Shanzhai culture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new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conformation and mode of production - in order to excavate its relationship to historical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hanzhai means different things in different social field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se multifacet phenomena as a whole are places where experiements on new social formations, cultural value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are carried out in tim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Key words: Shanzhai; Modernity; Postmodern Cultur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 Social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