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战不停，恶俗风难止

　 自2009年至今，已有数十个低俗类电视广播节目被关停。但风声一过，那些节目就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一连两份文件，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对已经激起社会公愤的“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出手整治。一些人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有人在想：近年来广电总局禁令频发，从选秀到访谈、从嘉宾到选手、从节目到广告、从情感访谈到综艺娱乐......直至这次相亲类节目再次泛滥，可见“低俗”是荧屏顽疾，荧屏“低俗”为何屡禁不止？相亲节目之后，下一个“低俗”又会是谁？

　　不要脸“有命”，要脸“没命”，这就是一些电视节目的现状

　　“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我闻到了钱的味道。醉后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穷过才知道钱的重要性。”“除非你多金，否则别理我”。

　　若非亲见亲闻，很难想象这些充斥着拜金主义的恶俗话语出自当前电视荧屏上火热播出的婚恋交友类节目。

　　今年以来，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创下收视冠军、广告暴利激增的刺激下，各地省级卫视争相模仿，《我们约会吧》、《为爱向前冲》等扎堆儿推出的相亲交友节目俨然占据了荧屏的半壁江山。一时间，“生煎男、拜金女、丁桥经济男、男版凤姐、人造美女”逐个粉墨登场，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过度、无序的恶性竞争中，各卫视在节目中争相狂下“猛药”，轮番向道德底线发起挑战，有的甚至以谈论试婚、性冷淡、洞房花烛夜等话题跃居同时段收视头名。

　　“不要脸‘有命’，要脸‘没命’，这就是一些电视节目的现状。”在上海电视节“中国主持人30年发展历程高峰论坛”上，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打趣道。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九成的观众表示：此类节目会助长拜金主义，扭曲婚恋观念。不仅是婚恋观，社会价值观在以审丑和低俗为能事的“碰撞”中显得越来越迷茫。甚至有观众在调查中疾呼：“难道我们已经到了追求娱乐至死、低俗到底的境界，难道我们只有狂热追求肉欲、情色、暴力，才能表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乐趣？”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利益

　　去年年底，一则雷倒众生的“罗玉凤征婚事件”，无端地撞进了人们的眼球，而且不是通过惯于低俗炒作的网络，而是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江苏卫视《人间》栏目。

　　作为江苏卫视情感类访谈节目《人间》，何以敢于为观众奉上一份如此雷人的“大餐”？

　　答案恐怕首推崔永元的那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了。作为一个衡量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和市场占有程度的指标，收视率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说成是把双刃剑，运用适度，它会使媒体更好地考虑观众需求；运用过度，它就会使媒体走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低俗化之路。而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一些电视台已经走上了过度运用收视率指标的道路，以收视率论英雄，甚至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反映出我国电视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相关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现在有数千家电视台，全世界第一，频道就更多，频道资源浪费严重。这种散乱小弱、鱼龙混杂的格局，推动了各电视台的恶性竞争。专家指出，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利益。

　　业内人士指出，某些节目的低俗化，是节目制作人员的投机取巧心理作怪。目前，电视娱乐节目存在的一个致命伤，就是普遍“肤浅浮躁”、“缺乏创意”，一股低俗炒作之风，正变成某些电视媒体的“流行文化生态”，并逐步走上社会公共话题的前台。

　　作为社会个体，“拜金女”、“伪娘”、“凤姐”们也有表达个性、张扬自我的自由。可问题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是否该为其提供炒作的舞台？事实上，在这场激烈的相亲节目收视掠夺战中，“拜金”、“享乐”的非主流价值观被刻意放大和无限放任。正如网友所说，假如没有媒体这个翅膀，“拜金女”们即便能量再大也飞不出个人的活动空间。
只有经济与法律手段并用，才能还荧屏一片净土

　　广电总局早在4年前就强调要抵制荧屏低俗之风，并向格调低俗的综艺娱乐、情感访谈、选秀节目发出了封杀令。但一些电视媒体为何还要顶风而上？除了提高收视率、广告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违规成本低。

　　目前，在电视节目监管不到位，广电总局最大权限只停留在叫停触犯禁令的电视节目播出，而无法问责相关电视节目负责人的情况下，广电总局只能做些不痛不痒的说教，点名批评主持人只能算是个姿态，就连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那样因低俗被停播的严重事件，最后也不过封杀了几个“毒舌”评委。其实，电视节目之所以低俗化，根本在于电视人的责任意识缺失。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失，与问责缺失、监管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

　　道德的约束是脆弱的，行业规范则是硬性的。有专家指出，要遏制荧屏低俗化的趋势，除了依靠电视工作者的自律和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更需要监管部门熟练地运用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产业运作规律，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水平。

　　要从根本上遏制荧屏低俗化，最关键的还是改变现有的电视节目评价体系，这是很多业内人士的共识。除了现行的“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两个数字化指标之外，他们建议监管部门联手调查公司形成“社会美誉度”指标，以平衡前两个指标可能带来的“惟经济效益论”。此外，监管部门还可以设置电视娱乐节目的“底线”，一旦有些节目逾越界线，监管部门就应视情节分级给予警告、勒令整改或者停办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从2009年开始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等多次出台文件严打广播电视低俗类节目、淫秽网站、出版物等。自2009年至今，已经关停国内数十个低俗类电视广播节目。但风声一过，那些节目就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整治荧屏低俗必须建立起一套长期有效的管理机制，只有经济与法律手段并用，才能还荧屏一片净土。

　　“用刺激性、庸俗化的节目来挑逗观众，只能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不少专家指出，电视娱乐并没有错，问题是要涤荡污染，保持荧屏新鲜、“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