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荧屏亟待净化

　　去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曾发起“抵制庸俗化”的倡议，随即国家广电总局高层指出：“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庸俗化”。时间过去了一年多，荧屏上的庸俗化浊流不但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在某些方面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正在进一步侵蚀中国文化的灵魂，这不得不令人忧虑！

　　随着时代的变迁，兼具文化性和商品性两重属性的中国电视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令人担忧的是，电视的文化性正在弱化，商品性却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娱乐化、低俗化倾向的根源之一。

　　追究起来，“电视娱乐化”始于美国。他们的法则是“娱乐带来收视率，收视率带来广告，广告带来利润”。这在完全商业化的社会中不足为奇。有传媒学家指出：“电视娱乐化从本质说，在市场为王的竞争中，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和更大份额的广告，电视也一副媚骨，曲意迎合多元趣味。它熟稔于用庸俗的太平盛景来粉饰虚弱的现实，也不惮以丑恶的面目来满足低俗的感官刺激，更不必说追风逐奇，热衷炮制大量垃圾信息。”

　　荧屏上的娱乐之风吹到了中国，很快就长驱直入，吹得中国的电视人急急“与世界接轨”，把娱乐类电视节目“依样画葫芦”地克隆起来。

　　美国有《超级偶象》(脱胎于英国的《流行偶象》)，威廉·黄一举成名。充当娱乐节目急先锋的湖南卫视，依法炮制(稍加修改)翻版为《超级女声》，轰动全国，赢得盆满钵盈。据说去年“超女”年度总决选的广告报价为11.25万元/15秒，超过央视一套最贵的广告报价11万元/15秒。于是各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纷纷仿效，你搞“超女”，我就搞“超男”(《加油！好男儿》)；你搞青少年的选秀，我就搞儿童选秀(《童一首歌》)；美国有《与星共舞》，中国就有了《星空舞状元》和《舞林大会》；美国搞野外生存类的《幸存者》，中国便有《生存大挑战》、《走入香格里拉》；美国流行经营类的《学徒》，中国也搞《激情创业》、《创智赢家》；连中央电视台也按捺不住“梦想”起来；……尽管中国的节目制作比较粗糙，但这足以说明如今中国电视的“娱乐”意识绝不落后，电视荧屏上的娱乐节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有声有色，这也可说是中国电视事业的一大进步。

　　诚然，人们需要娱乐，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电视无疑应该满足多元的大众需要。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以什么品位和格调的娱乐节目来满足这种需要？

　　“超女”激起了千层浪，对它的评价，褒贬参半，各执一词。褒者声称它向传统挑战，营造了一个平常人的舞台、尊重了电视观众的主动性，甚至有人把这场游戏吹捧为创新和民主的典范；贬者认为，这样的“平民造星运动”加剧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本已浓重的功利、浮躁、虚伪的社会心态。随后，媒体不断曝光了一大堆“内定”、贿选、黑幕操作等等丑闻，令人感到娱乐简直蜕变为“愚乐”了。

　　诚然，我国电视工作者大多数是有理性、有良知的。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非常敬业，辛勤地为人民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毋庸讳言，不少电视工作者却置社会责任感于脑后，只顾个人追名逐利，丧失了职业道德的底线。有些娱乐主持人更是忘乎所以，浅薄轻狂，肆无忌惮，信口雌黄。于是，低俗、庸俗、媚俗、恶俗的电视节目，掀起一股股荧屏浊浪。试举数例———1.奖励至上。不少节目往往以物质为诱饵，动辄以巨额奖励，且奖额越来越高，甚至有奖轿车的。

　　2.言必“性”。有的节目“性”与“色”已成家常便饭，主持人似乎不以女人为话题就无话可说。

　　3.窥私欲。某卫视主持人问一位女嘉宾：“你第一次作爱，有什么样的感受？”令女嘉宾羞愤难当，潸然泪下。

　　4.说脏话。有的主持人脏话连篇，以说脏话为荣。他们语言粗俗，打情骂俏，庸俗调侃，把肉麻当有趣，庸俗当幽默。

　　5.散布谬论。有的人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误导观众。有个评委一本正经地自问自答：“我认为，好男儿的标准是，女人想要什么，你就能给她买什么。”他不只在一个赛区说，几乎成了他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