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从CCTV到优米网

创办优米网之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待了十五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换了三份工作。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华社去实习，新华社就靠写，那时候我写博士论文一天能写七千字，写对我来说太不算是事了，我就觉得文字记者太没劲了，因为写东西太容易了。我的博士论文是用电脑写成的，那时候我的电脑是北大第一台三八六，现在还在我家里。买了电脑之后我要学打字，练五笔字型。光练五笔字型太没劲，那我就说打个小说吧。写完了就把小说寄到了最牛的文学杂志：《当代》，署的笔名。竟然发表了，杂志编辑还跟我说，你最好每天练习写作。

我在新华社实习了三个月，跟着他们最牛的国内部记者，采访完之后就写，我觉得没什么挑战，就决定到电视台去实习。1994年，《东方时空》刚开播，一进去就感觉到整个氛围充满激情，而且遇到了我不会的东西，机器一闪我就傻了。电视不是靠写的，要靠画面、靠摄像实现你要表达的东西，跟摄像合作不来你就只能干着急，画面上该有的没有，用天花乱坠的文字也补不回来，错过了新闻现场就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个过瘾。我有写的本事和才能，先把它留着，先弄我不会的，死都要去电视台工作。所以，是《东方时空》的魅力把我吸引过去了。

进了电视台之后又马上开始做《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我就确立了我的志向，要做一个像法拉奇那样的记者。法拉奇是文字记者，但是她太令人敬佩了，太有本事了。

之后我去《新闻调查》做记者，新闻调查不就是提问吗，就像法拉奇采访一样。那个时候为民请命、反对腐败贪污，我们做了很多揭露性的报道，那份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曾经两次去见朱基，也不是去采访他，跟选题有关——上海的政府机构改革。那个时候哪有记者敢做政府机构改革的。一做这个选题就要找中宣部，最后还要到朱基办公室。我就开着那时台里给新闻调查记者配的红色小捷达车去了。觉得自己是为民请命、很正义、很有良知，觉得工作特别有吸引力，把一些贪官污吏弄出来，特来劲。

时间长了，我发现有问题。1990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但我不懂经济，而且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的报道，都是单凭一种正义感：《焦点访谈》记者说，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采访对象说，是这样；记者说，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惯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成熟，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背后的环境和制度让他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们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就是尚方宝剑，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也都只是在道德层面判断。中央一套的节目，《新闻调查》也好、《东方时空》也好、《焦点访谈》也好，其中的道德判断特别多。但是在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却没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这样一个时代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

所以五年之后，我发现这份工作的吸引力在减退。1999年我去夏威夷陪读，我先生在那儿读书，正好怀孕生孩子，实际上是歇了一年。回来之后，当时央视的经济部主任找到我，想要我做《对话》的制片人，说这个节目是跟大企业老板，比如世界五百强的CEO对话。我说这个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一个一个的公司来理解这个国家。于是电视台对我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种吸引力消退的时候，另外一种吸引力开始了，我开始用经济频道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

这跟我个人想法的变化是相关的。在揭黑幕的过程里，你发现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你根本报道不了的，稍稍遇到一点背景你就报不了。能播出去的东西，说老实话，根本不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那些。机制和体制不改变，这样的案例有成千上万，穷极一生我也弄不完。它会不停滋生，弄完了一个东还有一个西出来，你弄得完吗？所以我开始觉得，如果你想对这个国家有用，不能揭露个别的黑暗，不是去把所有案例都报出来，而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把好的给人们看。所以我做《对话》，国际五百强公司的CEO走到镜头前，他待人处世的方式、思维方式都进来了，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这个过程就是这么完成的。先前我有好几个节目是没播出去的，起早贪黑，甚至到地窖里去，最后人家一个电话敷衍了事。我的生命是有限的，青春也很短暂，我干吗不去做一点积极有价值的事情，同时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运转的呢？我开始读周小川、吴敬链的文章，去了解各种体制的改革，财税的、外贸的、汇率的。我还捧着曼昆的《经济学》一页一页读。我本来学文学评论，离得很远，根本不懂经济。《对话》能够迅速做出来，也跟我是学文学的有关。因为我能把经济搞得人文化，大家能够接受，这其实解决了一个大众化的过程，所以《对话》做得很好。做好之后，我们台长就说，你能不能把《经济信息联播》也做了。

我说可以。你想想，做《经济信息联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对整个经济的运作都了解，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什么都要做，要特别懂。因为我是部主任，要审片，是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要打造新闻直播线，我以前做的都是专题，没做过直播。我就是这样，你要让我重复，不如让我去死。做了三年半《对话》、一年多的《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打造了二套整个财经新闻直播线。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帮我，经常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说这个玩意儿我听不懂，你跟我说说，然后我才能审片。很不容易，自己在那儿折腾。

后来我又开始厌倦了，因为我升了主任，主任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职务，上不靠天下不靠地，底下是十几个制片，二十多个主编。我是喜欢一步到位的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够直接表现在屏幕上，协调不是我的长项。但做主任要协调，协调上协调下。所以我一看不行，就暗暗申请出国留学。我的教育经历非常完备，但就是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补上，因为如果没有留过学，你对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看起来认识，实际上别人说的你不懂。当时我因为做《对话》跟很多海外人士接触，觉得还是有障碍。所以我必须去留学，而且一定要作为个体去西方体验，此前都是跟着领导人出去采访，从宾馆到出租车，从出租车到机场，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时台里说你不要走了，给你提拔，或者就去三个月好了。我说三个月不行，别人告诉我三个月正是在国外最[FS:Page]难受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下去。那我就去一年吧，不提拔就算了。其实人家也没有承诺提拔你，只是说你要是待下来继续做贡献的话，提拔的机会大，奋斗了这么多年，一出国马上就没了。

在国外的一年接触了大量新东西，包括到美国各个大电视台去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去看，到民主党的总部去看，在各个城市飞。那时的条件特别好，还配了一个助手。我回来写了一本书叫《对话美国电视》，主要讲西方电视台是怎么起来的和怎么运作的。

回国之后其实我就想离开电视台了。那个时候我要走，肯定会去做一个内容提供商。因为我的全部本事就是电视内容制作，除了娱乐节目没做过，其他都做过了。我在美国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特朗普的《学徒》，很想回来把它本土化。在本土化时要制播分离，我对台里说，就别再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官了，我就拿这个官换一个制播分离的制度，分到央视风云，这也是一个国企的单位，但它比台里舒服多了，也要灵活。所以我就把《赢在中国》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做《赢在中国》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模仿《学徒》，因为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模仿《学徒》的节目，不是太成功。我在国外看到一个网站上面说，中国大学生找工作非常艰难，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几百万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居然超男超女还那么热闹，这个国家真奇怪。在中国，很多大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大学，那都是顶了天的大事，但大学一毕业却等于失业。我就想，我得让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哪怕摆一个茶叶蛋摊，也能够养活自己，说不定还能雇个人。他们需要人去激励。于是我把励志和创业结合起来，做了《赢在中国》。当然，我借鉴了《学徒》的一些电视表达手法，但是灵魂一定是自己的。我承认，《学徒》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那就是，原来电视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做这么好看，比电视剧还要好看。《赢在中国》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中间我说大家不能都讲致富，还要用央视这个平台来提倡一种文明水准，要有尊严，让人尊敬，还有软实力，抱着这种想法我又做了《我们》。

现在我出来创业，但其实2005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就知道电视在衰落了，美国电视都在衰落。我开始关注新媒体，我必须找到新的东西吸引自己，我找到了新的东西，就是优米网。

总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生涯可以分三个五年，五年调查记者，五年《对话》和资讯，五年的《赢在中国》和《我们》。现在，新的五年开始了，我必须走入新的新一轮。

让我来描述优米网，它就是一个立体交叉平台，是和我的服务对象更好地交流的一个平台。未来我希望它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媒体发展里面，有自己一席之地，或者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多大多强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希望更大、更好、更强，但是它还在初创阶段，我仍是如履薄冰，还真不能说大话。我的起点够高的了，大家的期望值特别高，我没有办法管理别人的期望值，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条路特别艰辛，没有人走过。本来任何一条创业的路都很艰辛，而我还硬是要把苹果跟梨搞在一起，长出一个新东西，就会更加艰辛，更加需要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