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两个月前，上海文广提出的制播分离方案获批，掀起了继2002年后的广电系统又一轮的制播分离热潮，为什么在广电改革中，制播之间的分离显得尤为关键？
黄升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写过广电的剥离就像是剥洋葱一样，要做四次的剥离：第一次是网台剥离，网台剥离的实质就是软硬分离，这样资本可以进入硬的地方；软的地方再做二次剥离，也就是制播分离；接下来，还有第三次的频道分离；第四次的新闻和宣传分离。
《21世纪》：您怎么看上海文广此次的制播分离尝试？
黄升民：在目前的形势和条件下厘清所有关系，做出清晰的界定是不现实的。但媒介总得往前走，资本总要进来，总要变，所以都是在摸索前行，直到上海文广这次制播分离。很重要的一点，(上海文广)是提供了一个理论和实践操作的范本。
狭义的制播分离应该说是内部分工的问题，现在上海文广的做法，是把所有触及法律的，政策敏感的东西都留在台里，可经营的资产，空身出去，与人合作，摆脱了局限。这事实上是将制播分离做大了，无意中触及了体制改革。
《21世纪》：回头来看，广电行业的变革是否可以划分为一些阶段，变革最初的动力是什么？
黄升民：有多种阶段划分，就经营而言可以十年为一周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四级办台”，同时允许省市广电开设有线网，换言之国家没有太多投入，形成广电产业规模。九十年代比较复杂，我们称其为“产业化”时代。199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产业化的研究，当时认为很大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广告的经营到了一个瓶颈，第二新技术的冲击越来越快，互联网起来了，第三是国际资本的进入越来越多，如果沿用“商品化”、“市场化”的角度来解读其变化，张力不够。新世纪以来，最大的特征就是“数字化”。三十年的变化动力，一是利益追求，二是技术进步。
媒体转变存在多种的驱动力，外部的和内部的，光靠媒体自身的力量去转变是不够的。媒体当然是希望一方面获益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维持原来的经营垄断，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允许你长久的垄断经营，媒体不开放对于信息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开放式迟早的事情。
《21世纪》：2004年之后，广电系统“集团化”改革在高歌猛进之后，进入匍匐前行期，您怎么看这种变化？
黄升民：应该说此前理论体系没做好，集团属性定为“事业集团”，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另外关于“剥离”问题，剥到哪一步？协调怎么做？集团化到底是为了强化还是弱化行政的权利？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集团化在很多地方到了最后就变成了组织调整，行政权利的重新分配。这个阶段调整的特点，就是理论层面没有太多进展，相应的实践层面又非常活跃，典型的“大脑萎缩，小脑发达”。
资本推力
《21世纪》：此后，有哪些力量推动着广电行业的变革？
黄升民：中国的广电媒体变革，一直是两股力量的变革，一是制度变革，二是技术变革，两股力量推着你往前走，同时，资本的力量也是不断地渗透进来，但每个时期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媒体要发生变化，会有技术和资本两个核心推力，技术的不断变化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变化；资本的推力，能够给媒体提供经营上的帮助，使得你能更新你的设备，组织你的人员，扩大你的经营范围，最后，就演变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全球化的媒体大集团，在西方，这也就是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事情。
《21世纪》：但是在国内，这个行业对于资本而言像是一个禁地，比较难以进入。
黄升民：中国的情况有两点特殊之处，第一，资本的进入始终是模棱两可的，有很多变化中的规制，第二，行业之间存在壁垒，比如报纸不能做电视。
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媒体产业发展出现了畸形的现象：技术的推力非常强大，引领着媒体的发展，资本的推力却若隐若现很不充足，所以，跟新技术关联强的媒体就会异常的壮大，比如互联网，跟新技术关联浅的媒体就很容易衰弱，比如纸媒。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半开放，一半不开放。技术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什么新技术是我们不敢采用；资本是半开放的，遮遮掩掩。这一情况，延续了约10年，其结果就是技术硬件迅猛发展，内容生产、服务体系等软化的东西是跟不上的，竞争力是成问题的。
《21世纪》：这会如何影响到广电行业的竞争力？
黄升民：媒体核心是内容，传输，服务。服务一直是广电的弱项，传输被通信行业觊觎，将来必然是相互争夺的领域。剩下内容是不可撼动的，过去常说内容为王。但现在看来也很难为王，因为内容也需要大量的资本进入，互联网资本更容易进入，内容积累也更快更多。
未来的竞争格局
《21世纪》：目前几大广电集团的竞争策略是怎样的？
黄升民：中国电视格局很简单，没有外来人参加，几兄弟自己打，“老大”是央视，地方做得强就想叫板“老大”。湖南首先完成了本地的覆盖，成为本地的龙头，上市获得了外来的资源；接下来想冲高，冲高的愿望受到压制，就要想办法突破，突破的方式就是高举窄打，选择了娱乐，同样的，上海选择了财经和时尚，安徽选择了电视剧。
[FS:Page]《21世纪》：随着新媒体的多样化，传统媒体的渠道价值是否会打折？
黄升民：首先，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博弈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价值会不断缩水，这是一个趋势。先缩水的是跟技术关系比较远的，比如杂志和报纸，电视目前相对好一些，但随着IP电视和视频网站的发展，必然会分流传统电视的受众，这部分的价值也就会变质；第二，中国是全世界频道最多的国家，内部的摊薄也很明显，所以一旦要净化这一市场，就要把不合格的竞争者挤出去，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贬值只是速度的快慢问题，如果政策放开的速度快的话，就会有大批的电视台倒台。目前广电总局既是管理政策制定者也是管理者，同时也是广电频道频率的唯一发牌者，包括数字电视和IP电视的发牌。所以，它可以做到一方面积极推进数字技术提升广电实力，一方面缓冲新媒体对传统广电的直接冲击。
《21世纪》：面对这样的冲击，广电有无有效的应对措施？
黄升民：阻隔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保护传统电视的市场，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市场的开放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广电要做的就是跟时间赛跑，要尽量数字化，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变身数字媒体，受到的冲击就会小很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媒体经常批评机顶盒和数字电视的问题，但是如果2000年以来广电没有强行推数字电视，早就被通信行业取代了。
现在数字电视有了7000万的用户量，就很难取代了，数字化不但延缓了有线网的萎缩，还赋予新的竞争实力，它的带宽和传输的低成本都是未来通信行业的强劲对手。
《21世纪》：您认为，未来我国的广电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格局？
黄升民：过往的传媒产业链分工，即内容是内容，传输是传输，服务是服务，各行其职。但未来的发展，一切都呈现“平台化”。传统媒体努力向新媒体演进，新媒体通过所谓的主流媒体化向传统媒体看齐，形成相互融合的态势。以央视为代表的几大广电媒体，抢占内容平台，传输平台，服务平台等核心资源，就会拥有未来的产业经营高地，形成强烈的马太效应，资源越来越集中。
不过，媒体是复杂的，不仅仅属于产业，也带公共属性，所以，一个方向是越做越大，成为巨大的商业媒体，一个方向是越做越细，深度服务社区，成为遍布社会的公共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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