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制播分离是新闻学界和电视业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议题。近年来,在媒介产业经营浪潮冲击和荧幕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我国电视行业对这一电视节目生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同中国其他媒介改革一样,电视制播分离体制在推行过程中也受到了市场与行政双重力量的影响。由于其是在电视业总的体制改革尚未开始的条件下进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使其在实际运作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尽管如此,制播分离体制优势犹存。尤其是在新一轮广电改革背景下,它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它所面临的隐忧,以及解决隐忧的对策,都具备再次接受审视的必要。
所谓制播分离,是相对于制播合一而言的,通俗地说,即指实行适度的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相分离,除了新闻、社教等发挥导向作用的节目由电视台制作外,其他一般电视节目则放手由社会力量制作,电视台负责对节目进行规划、评估、审核、收购和播出。二者各司其职,共同有效地完成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播出程序。而如果把传输网络看作是电视节目得以播出的设备硬件,把电视台看作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机构的话,那么现时广电业正着手进行的网台分离可看作是广义范畴的制播分离。
10月21日上海文化体制改革推出重大举措,率先整体实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这标志着上海广播电视改革发展迈入了新的征程。可见,中国新一轮广电改革正在推进之中。此番广电改革的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有线无线合并带来的频道专业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更在于应对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化媒介市场的竞争而实行的广电集团化。制播分离能否适应新一轮广电改革发展的需要?它的优势在哪里?当前中国的制播分离状况又有哪些隐忧值得我们警醒?
1、实行制播分离对广电改革的促进作用
制播分离体制与频道专业化、广电集团化的关系实为紧密相连。组建广电集团有利于改变现有广播电视媒介散兵游勇的状态,整合资源,扩大规模,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是所谓做大做强。然而,规模的扩大化并不必然地带来竞争力的提升,规模做大后面临的是把什么做强、如何做强?就电视而言,由于有线与无线合并后实行频道化管理,因此把频道做强成为个中关键,而频道专业化则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手段。频道专业化不仅在内容上适应了当今社会收视需求的分众化趋势,同时便于在经营上形成从单个节目的生产到整套节目的包装推广的类型化。问题是,专业电视时代的内容和经营谁来做?是依靠电视台内部“小而全”、“大而全”,还是建立起社会化参与程度较高的运行机制?答案不言而喻。制播分离体制如是呼之欲出。
与制播合一相比,制播分离体制的优势不容置疑。首先,从节目质量角度来看,节目制作的社会化有利于产生高质量高水平的节目。把一部分非新闻类节目放手给社会化制作力量后,一方面,市场对节目的考验使得节目的质量成为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立足之本,另一方面,民间电视制作公司可以在长年的节目制作中,积累经验,大幅提高专业水准,而且可以专攻某类节目,使之成为名牌。而电视台则可以更专心地研究自己面对的受众市场,精心、合理地设计节目结构和播出计划,同时集中人力物力,全面强化时政新闻类节目和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采制和播出,以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其次,从节目经营角度来看,节目制作的社会化带来了节目经营的市场化。前期的投融资、市场调查,后期的推广开发、播出,和节目的制作一起构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有助于提高电视节目经营的产业化程度,同时促进电视节目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激活整个节目市场的活力,从而提高民间电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双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再次,在这种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下,必然对现有体制下的人事制度造成冲击。由于使用节目优胜劣汰的播出方式,从业者的激烈竞争和淘汰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少用人、用能人可能成为现实。对电视台而言,也有助于其精简人员,压缩队伍。长期以来凡增设频道和栏目就要不断增人,甚至每次改版就增加不少人员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另外,制播分离体制下,民间电视制作公司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制作者前期投入的成本意识和质量意识将大大增强,浪费现象将得到遏制。而电视台也可以将本台规模庞大、先进的制作设备盘活,从而优化资源,增进效益。在传媒业日趋被资本投资看好的情况下,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意义还在于不单是做出了一两个好节目,而是完成了一种公司的制度架构,它由此既可能独立上市,也可能成为国外资本进军中国首选的投资对象,从而缓解电视台的资金压力。
2、现阶段制播分离状况的隐忧
尽管实行制播分离的种种优势对广电改革来说是个加速发展的契机,然而,现阶段电视业制播分离状况仍然堪忧。作为制播分离的两极之一,大部分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衰变正是对此的折射。
最大的困境是作为社会化制作力量的民间电视制作公司尚不具备专业化的水平。多数制作公司可以说是冲着电视经营的广阔前景与丰厚利润一哄而上,但在项目选择、人才、管理、市场经验、资金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从根本上说,做电视业比较忌讳短期行为,但民间公司中见好就收或见难就退的情况却比较普遍。大部分制作公司缺乏高素质人才,从而导致创新能力低下。只要看看自“光线”《娱乐现场》之后,各种娱乐节目满天飞,“中国报道”字眼随处见,就可知节目跟风克隆现象的严重程度。较之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普遍低迷,“光线传播”渐成气候。然而,象“光线”这样具备“人无我有”(最初切入娱乐资讯市场)、“人有我优”(各档栏目的精品意识)、“人有我转”(从娱乐资讯转向娱乐型的体育资讯)经营理念的民间制作公司,毕竟是少数。我们只要看看平面媒体上有多少活跃的独立撰稿人,就会感慨电视界民间力量的稀薄。
由于相关政策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民营电视制作公司一直存在着身份确认的问题。政策上的种种限制使得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2000年11月底,广电部门对京城民营电视“约法三章”:中国、世界字样不准有,新闻节目不能做,谈话节目不能上。这便是《中国娱乐报道》迅速改名《娱乐现场》的内情。政策风险依旧是民营电视商面临的最大风险。另一面,在与电视台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电视台在制播分离方面的意识不一,这种合作更多情况下表现出不平等,比如电视台有权力在本应属于民间公司的时间段内拉广告、插播广告,还有砍节目公司跟片广告的现象。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状况注定了民间电视制作公司腾挪空间的有限。
&nb[FS:Page]sp; 此外,公共平台的缺乏同样让人担忧。虽然各家制作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网络,但网络的脆弱性又引起了谁的真正关注?健康的节目评估机制、有序的节目交易市场远未形成。
结语:实现制播分离预期效果的对策性思考
同其他新闻媒介的改革一样,在行政和市场双重力量作用下的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注定要经过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而在该阶段中,被誉为拉开电视产业改革序幕的制播分离,其优势与其现阶段的隐忧也注定相伴相生。
要克服隐忧,实现制播分离的预期效果,总体要把握的是: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电视节目的社会化生产、市场化流通和制约性传播。也即放开制作、搞活流通、把住播出。具体说来:其一,要建立起游戏规则,严格明确哪些节目可以实行社会化制作,哪些只宜在电视台内部实行栏目制片人制;对于可以实行社会化制作的电视节目,要确保投放的透明。其二,制订科学的节目评估机制,减少人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做到评定合理,培育健康有序的电视节目市场。其三,加强监督与管理,对那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格调低下的节目要严格把好播出关,保证节目的社会效益与正确的舆论导向得以实现。
就电视台而言,要转变意识,放手让民间电视制作公司承担非新闻类节目的制作,与制作公司开展良好合作,从而充分发挥民间制作力量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其成为电视台节目制作上优秀的“编外力量”。民间电视制作公司则需要从整体上提升专业化水准和运作实力,而这又仰仗于民营公司的内部改组与重建。
此外,制播分离作为电视业的改革创新之举,还需要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有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而要做到这一切,中国的电视业尚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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