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业的角色与使命

　　处于囧境中的业并非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囧时代”中社会传播领域新的需求空间。应该说，环境监视与议程设置是传统意义上媒体的基本角色与职业责任。在“危机中”的社会，由于全民表达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议题上“共景监狱”的形成，媒体的角色与责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型。

　　从常态社会到危机社会：时代发展造就了我们的“囧”境

　　“囧”：这个90%的中国人不知道如何读的生僻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肆进入人们的日常表达中，成为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状态的一个最为流行的关键词，我现在(2009年2月13日午夜12时)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便找到约37600000个相关网页。

　　据说，“囧”在网络中的使用，最初的启示来自日本，“Orz”是一种源自于日本的网络象形文字(或心情图示),在日文中原本的意义是“失意体前屈”，代表一个人面向左方、俯跪在地，O代表这个人的头、r代表手以及身体、z代表的是脚。日本人最初在网络上，例如在电子邮件、聊天室以及即时通讯软件中广泛使用这个符号，表现他们失意或沮丧的心情。于是，中国的网民受到“Orz”的启发，用“囧”替换掉了“O”，使得日文中的失意体前屈的头部具有了更加写意的表情，写作“囧rz”。而在网络中，当人们处在一种无助、沮丧、悲伤甚至崩溃的境遇的时候，就会用“囧”来形容自己。

　　一个语汇、特别是一个关键性语汇的转换表征着时代的改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频密地承受着危机、困境、风险、灾难的来袭，人们努力地抗争，但一个灾难过去之后下一个灾难接踵而至，使人喘不过气来。不仅如此，人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灾难来自何方或以什么形式发生侵害......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囧”境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1.社会的有机化，引发了“危机共尝”效应

　　文明的进步是以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加深为表征的，但社会有机化程度的提升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予我们福利、效率和秩序的同时，也使危机的发生日常化、危机的转换直接化了：任何局部的危机都有可能迅即转化为整体的危机;原本私人性问题不经意间便上升为公共性问题;而物质性的危机常常会引起我们对于信任、对于社会、对于价值质疑的精神危机......并且，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和世界上所有地区、所有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关联格局客观上已经形成。任何一个局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社会元素的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危机，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

　　2.世界的一体化，消减着局部与个体的力量，使人们在大势面前愈加感到一种失控、无助与沮丧现代文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资源的整合、市场的整合、政治的整合、社会的整合，越来越超出某一个局部而区域化、规模化、全球化，使我们面对困境的解决之道越来越身处一种非自我的抗争和努力可以奏效的境地中——我们身处一个大格局下，我们对于这个大格局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和失去可控制性。我们的福祉或者灾祸、我们的升迁或者下岗，已经不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在一个大势之下，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被裹挟、被左右，决定着我们生存进退的利益链条、关系链条不但是长长的，而且彼此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不知道这些长长的利益和关系链条在下一刻要将我们带往何方,我们无力回天。

　　3.传播的技术革命在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资讯的同时，也在造成“信息过载”的压力和困扰;在“解放”了人们“嘴巴”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在众说纷纭的多元表达下的无所适从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传播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从Web 1.0到Web 2.0，我们经历着文明社会的最大变革：传播的技术革命不但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眼睛和耳朵——让人们看到、听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而且破天荒第一次解放了人们的嘴巴——使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表达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于是，人们所面对的信息环境已经不再是经过传统媒介“精心配置”的逻辑清晰、主旨明确、规格严整的内容“营养餐”了，而是丰富多元，但同时又是逻辑混乱、主旨各异、良莠不齐、互相抵牾的内容“自助餐”。这种“信息超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而话语的众说纷纭在消解着传统的权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价值危机”。

　　4.社会的治理结构由于信息资源分配方式的革命，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换，由此带来了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危机

　　研究表明，社会深层结构的裂变往往是伴随着社会认知的转型与传播格局的更新而发生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

　　所谓“全景监狱”是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方式的一个比喻。福柯发现，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社会治理的。这种控制形式恰如古罗马人发明的一种金字塔式的监狱：犯人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狱卒则处于最高一层牢房顶端的监视室内，他可以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们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们彼此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管理者是否到位或者缺位，犯人们都假定它的存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在控制，同时也自觉地规范自己。

　　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变化是，传播的技术革命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共景监狱”。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于是，处于场中央的管理者与观众的交锋一触即发。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大声疾呼被视为托词[FS:Page]辩解，沉默无语被认定为俯首认罪。一般而论，观众在交锋中的胜算总是比管理者更大一些。理由在此：数量优势，管理者寡不敌众;道德优势，善良、同情、公正“天然地”是大众的特质;新信息传播技术带来了诸如匿名、暗示、传染等适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机制。

　　“在囧境中”：当前传媒业的生存状态与市场机会

　　事实上，囧境同时发生于世界的各个层面，并且可能已经造成一个普遍化的后果，即囧境成为一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框架和价值支点——我们生存在囧境中。

　　作为媒体，其在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性正在瓦解和坠落。传统上，我们一直相信只有训练有素的专业精英才能将重大的信息报道好、解读好，我们一向是重要事实的提供者、社会议程的设置者，我们有一整套保持事实客观、及时和权威的信息采集把关及加工制作的流程。但在互联网面前，这种理念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在互联网上，Web 2.0的即时反应、网民间的互相纠偏、复合印证以及网络所呈现的结构性的信息提纯能力(所谓“无影灯效应”)，让我们对于微内容、微价值的聚合力量刮目相看。事实上，今天我们在一系列重要事实的发现与社会议程的设置方面，往往输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网民。譬如对2月9日元宵晚会时央视新大楼北配楼的火灾报道，媒体的报道整整晚于网民的博客报道达40分钟之久。而在3·14事件、汶川大地震、“周老虎”事件、“封口费”事件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议程的设置中，网络与网民的作用显然走在了传统媒体的前头......

　　在对于市场和社会需求的把握方面，我们显然进入了一种手足无措的境地：市场的链条之长、社会的关联性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可以把握的视野范围，而任何一个“亚马逊森林中蝴蝶的翼动”都有可能是引起我们危机的一场暴风雨。于是，追逐市场就像追逐上帝一样不可知。不但需求在变、市场在变、内容在变、形式在变，传播的规则和价值判断也在变，甚至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标准也在以对立的方式纠缠着......我们在今天的市场中遭遇贬值的巨大压力：同样的版面、同样的时段，其广告价值的负载额已经大大缩水。而传统媒体的受众更是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流失，即使是那些留守的受众，不但在整体上呈现老龄化趋势，并且也在大大缩减着他们对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长。传统媒体的市场成本大大上升、而市场收益在大幅度缩水——犹如诗人海涅所叹息的：“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但是，处于囧境中的传媒业并非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囧时代”中社会传播领域新的需求空间。应该说，环境监视与议程设置是传统意义上媒体的基本角色与职业责任。在“危机中”的社会，由于全民表达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议题上“共景监狱”的形成，媒体的角色与责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型。

　　1.从立足于信息的发布权到立足于信息的解释权

　　在今天，发布新闻已经不再是传媒工作者的“专利”了。有研究表明，现阶段有超过40%的新闻的首发者不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而是作为普通公民的“博客”、“播客”们，这一“公民新闻”的浪潮还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领地”，使专业的新闻媒体在提供新闻方面的份额比例日渐收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完成的“通用技能”的时候，专业媒体所拥有的记者必然在发现事实方面处于“劣势”——他们在接近事实的便捷性方面远远不及“无处不在”的普通公民。

　　但是，非专业的新闻报道者的一个通常的缺陷就是注重那些具有“表面显著性”特征的事实，而对于某些重要的、但不具备“表面显著性”特征的事实则往往弃之不顾，这便造成了新闻“还原”真相时的某种关键性缺失。在信息超载时代，人们未来将可能更多地把握世界的丰富性，不得不以牺牲深度为代价，浅尝辄止、望文生义，“有主张、无论据”便成为大众信息消费当中的“常规性”认知现象。以汶川大地震中那张曾经感动了千百万网民的“背妻男”的照片为例，人们其实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除那张照片所记录的情境以外的任何信息，却仅凭“一瞥式”的认知方式，便望文生义地、凭着自己的想象被感动了。因此，补充人们不对称的社会认知中的关键论据性信息，便成为媒体的一种责任和价值。

　　其次，公民新闻呈现中的信息通常是以片断性的事实、彼此割裂的状态传播着的。事实的各个片断之间缺少一个有机的结构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展现事实真相的客观逻辑——这一逻辑的给予，事实上就是对于解释权的一种争夺。给人们一种观察社会的框架、把握事物的逻辑、判别是非的标准，这便是传播中价值营造的“第二做点”。而这恰恰是“公民新闻”运动背景下媒体的社会角色扮演的关键性责任。

　　2.从意见的表达者到意见的平衡者

　　传媒常常被赋予“代言者”的角色。在Web 2.0时代，媒介的“代言者”角色将逐渐弱化，而意见平衡者的角色将日渐凸显。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任何一个规模化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主张都不能被系统地忽略，否则，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媒体和媒体工作者作为传播领域的守望者，其最重要的任务和角色就是致力于各种社会利益、社会主张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这条大船才不至于倾覆。因此，媒体的专业责任就是实现社会表达的意见平衡、关系的平衡、设置情绪的平衡——“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大家笑出狂妄;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大家哭出沮丧”。

　　3.从“社会守望”到“社会对话”：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共景监狱”社会信息场域之下，媒体的一个重要责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式”的信息服务，而是充分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建立规则，让他们在传播领域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关照和自我治理。换言之，媒介要成为聚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平台，更加开放的媒介运作的模式，其实质就是实现一种传播权利的让渡。这种权利的让渡重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选择权分享。媒体给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事实上会反过来提升媒体价值实现[FS:Page]的可能性，提供资源整合的可能性。

　　参与权。让人们在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有更多的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如果社会各方人士能够通过媒体的平台比较畅达地表达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的主张、不同情绪的时候，媒介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作用和意义将会显著提升，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和商业资源的加盟。

　　媒介接近权。把部分媒介的评价权、决策权、表达权交给社会、交给受众，交给服务方，交给用户。这三个方面的权利让渡已经各有其成功的案例。比如说“超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规则上分享表达权的成功。“超女”形成了一个参与表达的话语和意见平台，使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取舍评价，释放了今天社会人们表达不同的审美角度的意愿，所以，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次，以接近权的释放为例，一个市级电视台的新闻台，在本市新闻节目的一开始播放关于市委领导的活动新闻时，采用字幕的方式播出下面即将播出的社会新闻、民生新闻的节目标题，由观众投票的多少决定究竟哪条新闻被播出，这样造成一种参与感、悬念感和期待感，会使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有很大的提升。而广州日报导读版的推出，是在传统深度读报的模式之下提供了一种浅阅读的选择和可能，尊重了今天的读者用很短的时间浏览60版、80版的内容的浅度阅读的需要。这种选择性的服务模式的推出使广州日报在当地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可以说，在这三个权益方面，任何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创新性的权利让渡，都会带来很好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显然，社会的有机化，强化了人们对于资讯的质量需求;身处全球化大格局中的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在层次性上更加丰富且深刻。而承受信息超载压力的焦灼中的人们需要简约精要的信息产品，以使他们对于世界的把握更加经济节省、更加富有效率。事实上，人们在自主意识大大增强的同时，期待着秩序和引导，期待着“减负”和明快。简约成为一种价值，规则成为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