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空间

旅游类电视节目一贯以画面和镜头见长。中国电视历来的旅游类节目有两大类型,一是大型的历史文化纪录片,精美的实景拍摄外加具有浑厚文化意蕴的解说词,诗意盎然而又富有哲思的解说使逝去的历史与抽象的文化如在目前。再一种就是外景主持人充当导游,一路走,一路说,介绍旅游景点、旅游路线和旅游常识,通常这一类的节目制作不及第一种精致,但因为对现实旅游的指导性更强些,所以也有诸多的观众。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首播以后,这一电视系列片在中国旅游界好评如潮,对于旅游者而言,《探索·发现》的这次文化诠释在中国旅游者的文化旅程里加入了一个新的主题——世界遗产之旅。这部30集大型电视片以开阔的全景视野与宏大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中国5000年来的人文精神与民族智慧,赢得大批观众的认可。这部电视片就摄影和解说而言,继承了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一贯特色,不同于以往的是选择了解说词以外的另一种发挥语言魅力的主题阐释方式,即谈话,通过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进一步展示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文化多样性。

电视是一种声画艺术,就旅游节目而言,我们过去承认的就是画面,风景当然最适宜用画面来表现,但同时应认识到语言也可以表现这一切,并且有自己的优势。因为风景绝不仅仅是图画,而是一种文化。文化的悠远、复杂,倒不见得是画面能阐释全面的,倒是语言,过去的历史、艺术的内蕴,都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主持与嘉宾在对话、交流中传递信息,交换共同和不同的体验,随着谈话的深入,更能够形成深刻全面的文化分析与阐释。

旅游这一话题,既有普遍性的焦点问题的展示,又有极具个性色彩的个案分析。这个问题既可以深奥到值得专家研究,又可以浅易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凭个人经验为基础作生动的阐释。因为一个具体的旅游话题可以通过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折射出整个社会较为广泛的背景。所以,借助谈话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多方面的。我们以《武夷山》这期节目为例:

一、旅游知识的普及。在我国目前的文化发展状态下,历史文化纪录片仍然不可推卸地承担着传播优秀文化、教育社会民众的功能,中国目前旅游文化教育的普及必不可少,例如对旅游者的环保教育,着实有必要。然而一般性的介绍常常是空洞乏味的,教育性、指导性的话题用解说的方式往往缺少故事性,观众没有兴趣。但是在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中,在谈话者的现身说法中,这样的话题也具有了生发出趣味的可能性。例如,主持人在问武夷山同纬度地区很多是沙漠,而武夷山却有着高森林覆盖率的时候,学者周一兵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描述了自己的沙漠见闻,沙漠下了雨,黄色沙滩突然变成了淡淡的绿色,好象铺了绿色绒毛,半天时间里,这种沙漠植物经历了成长,开花,结果,凋零。这段描述本身与武夷山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在纪录片中插入未免突兀,但周一兵话题一转,说到其实武夷山森林覆盖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被砍伐,生物生命力本来就是极其顽强的,武夷山成为生物多样性仅存的硕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这一段细节描述不由人不感慨人在环境中的重要性。甚至朱熹理学的精髓“理一分殊”也是由周一兵在武夷山九曲溪竹筏上偶遇朱熹后人的故事引出的。这样的谈话既能注重话题的猎奇性,以新奇取胜,又不至于因为明确的或暗示性的价值判断和教育诱导引起逆反心理。故事性是谈话节目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不管你是否博学多才,公式条文的叙述方式总是枯燥的,情节性、细节性可以让信息充满生机气韵,知识变得有血有肉,风景变得可触可感。富有意义和情趣的细节里有着比普通信息中更多的生活体验和人文内涵。

二、旅游类节目的容纳空间。以往的旅游节目通常只能介绍常态的风光传闻,但谈话节目的涉及面几乎无所不包。嘉宾会以自己的生活实例展现谈话的主题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单一的主持人介绍在节目中的作用不以现身说法为主,而是阐述观点和提供建议,差异因此而产生。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常常是正襟危坐、温文尔雅,较少个人见解,说话缺少机锋,而两个人或者多个人的谈话却可以因为意见相左而争执,在这些双向交流的谈话模式当中,观点的对立被直接或含蓄地摆在同一方屏幕上,其中有情感的对立、利益的纠葛甚至文化、民族的差异,它们都成为戏剧性因素,在风趣的言语、突出的个性、戏剧性对抗的感染之下,人们会更愿意思考旅游中比欢笑更深刻的话题。例如城村遗址究竟是不是闽越王城这个问题,画面所留给我们的是疑问,而在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中,结论由怀疑转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