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咋就这么难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外国数字电视标准以及相关技术和产品，在中国市场跑马圈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序幕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拉开，却因为旷日持久的“标准之争”陷入困境。有专家这样比喻：数字电视产业化就像一场国际竞赛，当欧洲、美国、日本等选手已冲出很远的时候，中国还在起跑线上做热身运动。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数字电视“标准之争”何时能了？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路在何方？

“标准领地”频频失守

中国是世界第一电视大国，电视机保有量超过3.7亿台，电视机年销售量超过4000万台。按照我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制定的时间表，2008年用数字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2015年普及数字电视并停播模拟信号。从模拟电视过渡到数字电视，涉及到电子信息产业的各个环节。按照每年更新4000万台数字电视计算，其中的芯片产值就达上百亿元人民币，并将拉动数千亿元的整机市场。如果从全球市场来估算，数字电视可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商机。

正因为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启动以新一代高清晰度数字电视(HDTV)取代传统模拟电视的浩大工程。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电子信息领域的跨国公司不惜巨资研发数字电视的标准、芯片和整机，并瞄准庞大的中国市场。

从模拟电视走向数字电视，必须实现电视信号的数字化，其中一个基本环节是制订相应的数字电视广播标准。

数字电视的传输方式有地面、有线、卫星三种方式。卫星传输的行业标准我国2000年就已确定使用欧洲DVB-S标准。有线传输2000年前后形成国内市场，由于当时我国未能开发出成熟的、可以产业化的技术，无力制订自己的标准。国家广电总局遂将欧洲有线传输DVB-C确定为行业标准并开始试用。仅3年时间，欧洲DVB-C标准迅速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客观上已成为有线传输的“事实标准”。有鉴于此，2004年底我国将欧洲DVB-C标准定为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在卫星传输和有线传输标准领域，我国已完全失去“话语权”。

在数字电视地面传输领域，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大标准：欧洲的DVB-T、美国的ATSC、日本的ISDB-T。欧洲DVB-T标准现已占领整个欧洲市场，并大举进军亚洲市场；美国ATSC标准已占领北美和韩国市场；日本标准目前仅限于本国市场。

令人忧虑的是，在“硕果仅存”的地面传输领域，我国也面临欧洲DVB-T标准的蚕食。受市场需求的驱动，国内已有10多个省市在“试用”这一标准。这种“试用”日益“普及”，颇有演变为“事实标准”之势。与此同时，基于欧洲标准的数字电视产品开始抢滩最具潜力的中国市场。

“融合方案”陷入难产

我国数字电视的研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起步并不算晚，经历了跟踪外国主流技术和样机研发的初级阶段后，2000年前后开始自主开发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系统。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是清华大学的DMB-T系统，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ADTB-T系统。

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管部门并未及时在上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久拖不决之后，2003年委托中国工程院从中协调、评估，并对两种方案进行“融合”。但至今，这项工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融合方案”陷于难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坦言，“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技术路线不同、知识产权体系不同、产业化进程不同，难以‘融合’。就像一条鱼，又要红烧，又要清蒸，办得到吗？”

业内专家分析，从技术角度看，清华DMB-T系统走的是多载波技术路线，交大ADTB-T系统走的是单载波技术路线，两者缺乏兼容性，要相互融合行不通，不仅厂家将不得不生产两种不同制式的电视机，而且国家在电视广播频道的划分上将遭遇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清华DMB-T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1项、申请美国专利保护1项，其中3项属于基础性发明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2002年在有关专利评估报告中这样评价清华DMB-T方案：“清华大学方案不同于目前的任何一种数字电视的体制。采用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所支持的方案作为中国的数字电视的传输体制，所面临的专利付费的形势是乐观的。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阻挡外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壁垒。”而交大ADTB-T是以美国ATSC标准为技术出发点的，目前尚无国家授权专利，不能达到知识产权的完全国有化，一旦采用，将受制于人，今后数十年可能被迫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