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混改 国企改革的先驱还是先烈？

 

终于错开了这个话题的讨论高峰期，上两周通信圈的大V朋友们似乎都在讨论联通混改，随着联通复牌，这场热闹非凡的讨论才渐渐冷静了下来。

确实，整个通信圈尤其是运营商已经沉寂太久了。别说大新闻，哪怕是些全行业的公众话题都难形成真正的影响力，上一次的全民讨论还停留在九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六合三”。一场联通混改又让通信业蠢蠢欲动起来，这场资本盛宴仿佛搅动了一潭春水，不，更像是一潭死水。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信息通信业表现出了规模和质量的同步提升，行业内涵、业务结构和增长空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一个让人无奈的现实是，国有企业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国企的成功本质上源于政府庇护下的垄断经营。

作为中央企业的三大运营商尤其如此，无论发展速度多快、网络覆盖多好、业务服务多优、缴纳税收多高、履行社会责任多到位，民众总会用“垄断”来一言以蔽之。

尽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好、质量最优的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它们依然很难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

其实，要评价中国的通信运营商也很简单，只需要到国外去体验一下“不连续的通信服务”就好了。前几天，Z同学去了曾经统治半个地球的大不列颠，惊奇地发现除了城市繁华区域，很多地方都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其实不止英国，美国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尚且这样，其他国家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可以想象。

而在国内，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固网宽带，早就完成了全面、深度覆盖。如今，想找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着实要花些力气的。

今天的主题是联通混改，作为这一轮国企改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它到底代表了什么?会为企业带来什么?会为行业带来什么?

我的观点的底层逻辑来自于政治经济学中一组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在初中政治课上，我们就学过它们的概念以及辩证关系。生产力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物质基础条件;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我们来看看中国联通近期公布的2017年中期业绩。

2017年上半年，中国联通实现营运收入人民币1381.6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通信服务收入1241.1亿元，增幅达到3.2%。EBITDA为43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5%，净利润24.2亿元，同比实现增长68.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路狂飙的中国移动。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运收入人民币38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通信服务收入3480亿元，增幅达到6.9%。EBITDA为140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净利润627亿元，同比实现增长3.5%。

甚至有人嘲笑过，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之间差了5个中国电信。

同样都是通信运营商，同样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经营业绩会有云泥之别?

我们还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进行论证。

1. 生产力方面

“中国联通曾经手拿一副好牌，结果却被糟糕的牌技带到沟里了”我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3G时代，中国联通拿到了产业链最成熟的WCDMA，相比中国移动的TD-SCDMA可以说是绝对领先。2009年到2013年，经过一段激烈甚至可以说惨烈的竞争后，中国移动3G用户数达到1.37亿，中国联通3G用户数达到1亿，而中国电信则达到0.87亿。尽管3G用户数领先，但在市场上，联通因终端、网络的明显优势还是占了很大先手，至少是可以与移动旗鼓相当的，竞争态势十分胶着。

真正拉开分水岭的4G。彼时，收到TD标准的掣肘，中国移动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2014年国家向三家运营商颁发了4G牌照，又将三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

开局就是赛点，起跑就是冲刺。在3G时代憋足气的中国移动以不可想象的执行力快速建设了一张全球最大规模的4G网络，一年的工程建设量比前几年的总和还要多。

而中国联通在4G的部署上迟疑了，3G时代的网络和终端优势给了它太多自信，并且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一步慢、步步慢。等到联通醒悟时，中国移动的4G基站数早就突破了50万、100万，网络规模望尘莫及。而对于通信运营商，网络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后来，一切都已经成为现实。

当然，造成联通市场规模小、利润水平差的因素还有很多，4G也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条。我只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观点：生产力水平才是考验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指征。要改善今日联通的被动局面，大幅度快速提升网络能力可能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因此，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次混改最要紧解决的，就是匹配到足够的资本，快速缩小与领先运营商之间网络能力差距。780亿，算是让这块石头落了地。

2. 生产关系方面

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合的时候，它就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去变化生产关系，让生产关系时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的简单常识，但是落实到实际经济行为中却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

在联通今天发布的一则通稿中写道：“搞大锅饭、平均主义没有出路。基层员工关注当期目标、注重即时兑现的短期激励;核心骨干关注中长期战略目标、实施业绩刚性绑定的中长期激励”。

道理非常浅显，就是要依靠多元化的激励手段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让员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其实，别说是员工，就连领导们都很难说有“获得感”。吴晓波曾经在《宋林的悲剧》一文中写到——

一位央企领导人曾经自嘲是“三无人士”——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无法得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企业经营业绩多么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无安全感，随时可以被各种明的暗的“实名举报”一票击杀。

如今的联通混改能否解决“人的问题”，从根本上做到企业与员工同成长、共收益。窃以为这才是此次混改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有披着改革外衣的运作或许都只是资本推手的集体狂欢罢了，最后结局是一地鸡毛，而为之买单的只能是裹挟其中的企业员工。

话说回来，尽管与中国移动相比，联通只能算是“微利”。但与时下风生水起的一众互联网企业相比，那可是真金白银的净利润。中国联通以及其他国有企业理应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企业的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如今，联通混改将这个23岁的企业推到了历史边沿，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驱还是行业衰落的先烈，结局似乎不再重要，改革本身就投射出浓浓的历史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