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170/171 虚商90%或倒闭纯属危言耸听！

 

 

山东女孩徐玉玉被骗殒命还没有过去，再曝清华大学一老师被电信诈骗1760万。犯罪分子落网，“夺命电话”黑色产业链并没有因此浮出水平。由于“夺命电话”是实名制电话，除了170/171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号码外，185号码位列其中。因此，电话诈骗似乎与实名制、虚拟运营商没有直接关联。

 

那么，非实名制强制性停机政策是否能够执行？电话诈骗为何屡禁不止呢？

 

 

针对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夺命电话”、“实名制”问题，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接受搜狐科技独家专访时表示“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角度看，应该采用实名制。目前，社会上有很不法分子使用假身份证登记号码，出现的问题很多，实名制是规范市场行为，应给予支持。”

 

但是，落实实名制的过程中，如有用户不实登记是否采取强制性停机？王晓初表示，这次实名制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实名制比较坚决，落实得比较彻底，今后实名制应成为一个常态。

 

其实，实名制已经提出了10多年，但是一直存在着利益博弈，争议较大，一直没有能够强制性执行下去，根据第三方数据统计，目前至少有上亿用户没有实名制。

 

而今年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先后推出强制性实名制时间表，非实名制用户将采用激进的停机处理办法。那么，该政令执行的难度有多大？此前记者曾经撰文《实名制或1亿用户停机，对百姓有啥影响》有过描述，对基础电信运营商来说，因为营业厅租赁费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强制性实名制会增加营业厅排队压力，购买实名制设备有自己平台等压力，而导致一部分非实名制用户流失，因而积极性不高。但是，因为这次是从国家反恐层面而言，因此，运营商要非条件服从。

 

而且，对于没有拿到正式牌照的虚拟运营商来说，实行的是一票制否决，如果要想拿到正式虚拟转售牌照，实名制可能是第一步。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于特种人群（特权人士、赌博、性交易等违法者）通过实名制停机处理，让诸多黑色产业链曝光在阳光之下。

 

 

对于170/171电话诈骗问题，其实虚拟运营商大佬在接受搜狐科技采访时表现出普遍的不满。如同几年前有人要将“电信诈骗”修改为信息诈骗一样，电话卡仅是个通道，就好比菜刀的管制一样，争议很大。因为，电信运营商仅是个通道，也是电信诈骗的受害者。

 

 

而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实名制可能让电话诈骗显得更加精准。譬如，最近热炒的山东女孩徐玉玉本来就是实名制电话，精准掌握了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实施了诈骗行为。

 

因此，虚拟内部人士对搜狐科技表示，将电话诈骗推到170/171号段，显示是为打压虚拟运营商“背书”。因为在过于一段时间工信部的例行检查中，虚拟运营商的实名制比例多数在90%以上，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到目前虚拟运营商的用户才3000多万。根据非实名制1亿用计算，虚拟运营商用户显然不值一提。

 

而且，在记者所办理的虚拟运营商号码170号段，一年多来连一个垃圾短信也没有收到，更谈不上诈骗电话。更何况，诸多的虚拟运营商号码与银行等平台不互通，诈骗短信未必能收到。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认为，个人信息大范围泄露，与我国网络实名制有很大关系。由于我国网络、住宿、通信等领域管理过于倚重实名制，而这些按照实名制要求收集起来信息，由于对个人信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和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专业技能，普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技术和法律保护，所以至今为止，很多人个人信息可能都已无数次被泄露和买卖，而我们自己却还毫不知情。

 

 

深圳一位手机大佬对搜狐科技表示，他是实名制的最大受害者。事件发生在三年前，他突然接到中信银行律师电话，让他偿还8万元信用卡消费。由于他本人根本没有在中信银行办理相关业务，以为是电话诈骗没有理睬。谁知，去年的时候，中信银行竟然将他上报中国人民银行黑记录档案，导致他无法办理任何金融业务。后来发现，某人盗用了他的身份证，办理信用卡，而且家庭记录等信息均是错误的。

 

对于冒用冒用他人身份证问题，还是从身份证丢失说起。记者在北京南站丢失身份证后，在北京公安部门无法备案和注销，而是要到陕西当地找份报纸刊登丢失启示，从而达到免责的目的。对丢失的身份证给诈骗带来了多少危害，却无人再关注。

 

尽管银行查实，这是信用卡办理时录入错误，但是仍然在几个月后才消除黑名单，导致他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类似这位手机大佬遭遇的人时常见诸报端。银行信用卡用户数量相比运营商来说，不是一个级别，经常会出现多种错误。而电信运营商目前办理实名制尚不能在互联网上认证，只能到电信营业厅进行，而且，营业厅的系统并没有与公安系统打通，没有人脸识别系统。一二级市场有身份证识别机可以勉强办理，但是一些地方要排较长时间的队伍，而到了四五级市场的营业厅，基础设施比较落伍，检验身份证真伪都是问题，让对号入座更是不现实。更何况，实名制之后也管不了用户。远特通信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夺命电话的问题上，虚拟运营商也是受害者。用户买了卡之后去做什么，运营商也没办法控制。

 

基础电信运营商在全国将营业厅延伸到了乡镇级别，而虚拟运营商除了迪信通等少数拥有线下营业厅外，大多数没有线下渠道，让其实名制难度更大。由于采用互联网销售模式，通过网络进行验证发卡，检验难度可想而知。而记者调查显示，目前170/171等非法售卡现象在线下和淘宝等网上仍然时有发生。

 

记者曾经看到一位营业员怀疑客户身份证还有问题，差点儿遭到暴打。“电信业本来是服务性质的企业，没有像公安机关那样的权限去查三代，因此杜绝使用他人身份证的问题很难”，一位电信营业厅经理很无奈告诉记者。

 

 

在徐玉玉案发后，由于从CCTV到新华社以及地方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公安部门迅速破案。但是，如果不能够从源头解决问题，其实是治标不治本。譬如，记者在被诈骗短信骚扰后，主打拨打了110报警，谁知几天后这个诈骗电话仍然在使用。

 

“无论是官方和民间，有诸多反映电话诈骗的问题，但是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处理，这是诈骗日益猖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记者参加的一次信息安全大会上，有一位信息安全部门负责人称，某某电话被举报上千次，但是仍然在使用。主要是监管部门、运营商和公安系统并没有互联互通，手机厂商只能提醒用户被举报了多少次，而不能将其停止使用或者法律制裁。

 

于是，快递公司、银行、医院以及出售汽车的4S店，纷纷出售个人用户信息，而对于信息泄露的源头却没有根治的办法。在“徐玉玉案”中，学校、教师、教育局、招生办等拥有学生数据的部门太多，很多人都可能成为数据泄漏的源头。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公安机关要打击直接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以外，还要对非法开立贩卖非实名银行卡和手机卡的犯罪团伙进行打击，要对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实施打击，要对犯罪分子实施转移赃款服务或者说提供技术支持的犯罪团伙严厉打击。

 

刘春泉表示，201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保护网络信息决定到现在已4年，还没有出现一个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行政执法案例。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等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到底哪个部门是主管的执法机关，也不清楚。预计下一个十年中，个人信息保护将是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新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