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OTT业务横空出世，蚕食运营商短信、语音等传统业务时，被迫沦为管道的运营商措施不及，一度甚至有传言称运营商要向OTT等业务收费……不久前还不甘心 承认的“管道”身份，如今已成为运营商们捍卫自身价值的一道盾牌，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文从1994年中国联通的成立，回顾了运营商们这20年的发展。虽然电信改革以来，三大运营商在拥抱互联网的过程中不断尝试，但亦步亦趋、内耗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电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运营商粉墨登场，拉开竞争战局。转瞬间六家又合并为三家，在国家任务的指挥棒下，电信运营商亦步亦趋、内耗严重。
没有竞争，“大象”永远在原地喘气。最终拆除“花园的围墙”的却是互联网公司，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错过变革良机的运营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三家运营商犹如三国混战，你方降价，我方也降，没有最狠，只有更狠，KPI指标逼苦了苦逼的运营商员工兄弟们。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发布首个上市业绩报告，一举超过中国移动，成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国企业。
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的市值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但腾讯、百度的市值却分别增长了9倍以上。
“花园的围墙被拆除了，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环节的中心地位也结束了。”中国移动原掌门人王建宙在退休后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早在2003年运营商一家独大的时代，阚凯力就曾撰文指出电信产业的核心不应该是运营商，而是应用提供商：“新浪网这些应用提供商应该成为电信业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来，还在那里‘寄人篱下’，我们的价值链就一天不可能构筑起来。”
年届七十的阚凯力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博士;曾在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后十几年。2000年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后，因屡次直言抨击电信业，被业内和媒体称为“阚大炮”。
运 营商们真正感受到这一变化，是从看到了AppStore开始。王建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这之前也有移动互联网，但你每做一个动作，运营商都知道。 AppStore起来以后，用户完成整个交易，跟运营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事震动很大，甚至超过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震动，它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应用风生水起，运营商们并非后知后觉，实际上，以中国移动为例，就曾有数次机会介入互联网领域，但大多都擦肩而过：
2007年，中国移动推出“飞信”，以免费群发短信，快速俘获了大批用户。然而随着2011年微信的出现，飞信迅速没落;中国移动也曾多次考虑在互联网公司持有股份，始终却没有实现。
2009年，新浪CEO曹国伟跟王建宙说，要做中国的Twitter。中国移动希望合作，然而在一连串冗长的可行性分析之后，新浪已经把微博做起来了，不再需要中国移动的援手。
在受到苹果AppStore的刺激后，中国移动也推出了自己的应用商场，称作MM(MobileMarket)，但乏人问津。
周 鸿祎说，运营商做互联网是“鲨鱼上树”;马云也曾在中国移动的内部演讲中坦言，“我喜欢在别人的地盘打架。至于你们想搞互联网，恐怕机制不行，年龄也不 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华演讲，放话要找“互联网疯子”，并转送脸谱网(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赠送的衣服，然而这件衣服至今仍未 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来，中国的电信业屡次分拆合并，构成了当下三家独大的局面。移动、联通、电信的竞争核心在于网络。2G、3G、4G时代，因为三家网络选择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时期的迥异“战局”。
在那些年里，电信系统里发生了什么?
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这支由电子部、铁道部和电力部“杂牌军”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电部垄断电信业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开放》一书中回顾：联通成立4年后，份额仅占全国手机市场的5%，总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电信的1%。
“联通的对手说是中国电信，实际上中国电信就是一块牌子，背后是邮电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输定了吗?”阚凯力说，那些年里邮电部对联通的策略是围追堵截，管卡压。
1999年，时任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副部长的杨贤足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时调任联通的，还有时任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后，马上就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上2G的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问题。当时，联通已有2G网络GSM。为什么有了还要建，“左手打右手”?
当年参加专家座谈会的阚凯力说，上CDMA是联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国家任务。“为什么要上?因为他们太清楚了，邮电部对联通围追堵截，搞的种种制度，使得联通的GSM网络支离破碎。修旧网，比建新网的费用还高。”
新书中，王建宙回顾了推动CMDA的艰难：谈判难、买专利难、手机制造难、国际漫游难、销售更难。然而，即便联通为CDMA做了这么多，最终GSM网络仍然是其营业收入的支柱、利润的主要来源。
国家计委和邮电部门关于分配CDMA手机牌照的内耗，拖了这个新生公司的后腿。
2004年，移动、联通、电信三位董事长轮换，王建宙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阚凯力说，“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中央组织部的人事调动，实际上背后推手是国资委。”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它跨行业管理，完全不懂电信，要对手下的电信公司统一考核，末位淘汰”。
当时，六大运营商并存(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因为新的考核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移动和联通作为仅有的经营移动通讯的公司，竞争尤其激烈。
“但是国资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它非常反对竞争，说电信运营商打价格战是‘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国资委就天真地认为，换换一把手，就能停止价格战。”阚凯力从这个角度解释了此番人事转盘大挪移的原因。
国家任务搅黄企业利益
2001年，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的“5+1”格局。2008年，电信业再度重组：移动与铁通合并;电信购入联通的CDMA网络;联通与网通合并。最终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时的市场已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移动“大象快跑”，一家独大;联通挣扎在两网互搏当中;电信和网通只能经营固定电话业务，在饱和的市场下增长惨淡;铁通、卫通的势力更是远不敌前面四家。
“烂 土豆分堆儿，怎么分都还是烂土豆。”阚凯力认为这样的重组方案仅仅是表面光鲜：重组后，移动不将铁通纳入上市公司结构中，铁通依旧是穷光蛋;电信花了 两千多亿拿到了CDMA网络，实际只有2800万的用户;联通与网通合并后，两套班子、部门重叠的冗员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他认为这一方案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国企的基本体制没变;国资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没变。
几 乎与这轮重组同时，电信业迎来了3G时代。2000年起，在欧美和香港就实行了3G牌照拍卖制度，欧洲市价一度飙升至1100亿美元。国内，2009 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向三家运营商发放牌照。阚凯力解释，国外拍卖的是有限的频率资源，而国内给国企的频率是无偿使用的。
三家运营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导致3G战局中起点各异：联通分到全球应用最广的WCDMA，电信分到美国标准CDMA2000，唯有中国移动拿到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TD-SCDMA。
书中，王建宙描述接过这张牌照时，“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因为这张戴着“自主研发”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国移动在用，技术最不成熟，市场前景最为叵测。
阚凯力则否认TD-SCDMA网络国内自主研发的身份，称其为“皇帝的新衣”：
据 阚介绍，TD-SCDMA实际上来源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欧洲争夺3G标准时，西门子败了，TD技术全盘“报废”，于是就“顺水人情”送给了中国，由大 唐电信集团(前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接手，这个研究院被称为“硬院”。阚凯力所在的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被称为“软院”，他说3G研发需要 数百人的多年劳动，“硬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发放箭在弦上。联通和电信，合力保举“老大哥”中国移动上马TD网络。
阚凯力回忆，当时各家电信运营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国电信斥资两千余亿元购买联通的CMDA网络时，他问一位在中国电信当老总的老同学，“你们中国电信这回亏了吧?”结果对方说，“只要TD不落在我们家，我们就是赚了!”
联通的CMDA、移动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间铺设的网络，他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跟联通的CDMA比，这次更困难了。至少CDMA全世界还有很多运营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们一家在用。”
他说，“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很艰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怎么向上市公司的投资人交代?中国移动想出的办法是，由母公司出资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减少风险。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运营商下发了4G牌照，中国移动才等来了新的转机。
这次牌照统一发为TD-LTE制式。即使对技术上明显不合理的联通和电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说，发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为止允许另外两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实验。在被问及这是否是国家政策对中国移动的“照顾”时，王建宙笑言，“这个我不好评价，你们去评价。”
阚凯力认为，中国移动急推4G是为了扔掉TD-SCDMA网络，而主管部门发放TD-LTE牌照则是当年3G错误决策的“遮羞布”。
他说，4G的两种制式明显是FDD更好，同样的基站，它的网络覆盖面积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腾讯科技报道，工信部预计于12月中旬发放FDD牌照。唯有那时，三大运营商的4G之战才算真正打响。
“野蛮人”入场
在运营商独大的年头里，曾经霸占全球市场40%的诺基亚CEO都要绕着中国移动转，问怎样服务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苹果横空出世，中国骄傲的运营商们遇到了第一位“野蛮人”。
苹果要求分享运营商的收入，这成为了中国运营商们与苹果合作的第一层障碍。一年后，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个问题：无线网络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国发布自主创新的无线局域网WAPI，并宣布从2004年6月1日起在国内强制执行，并宣称为了防范网络安全问题，禁用WiFi。
此举引发了美国市场的强烈反弹，经两国协商，最终宣布无限期推迟WAPI的强制实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一个禁止手机WiFi功能的大国市场。在如今WiFi被戏称为马斯洛理论的“第一需求”时，很多人难以想象它曾在中国市场被禁用。
无线网络问题解决后，恰逢3G时代到来，因为苹果不肯生产符合中国移动TD-SCDMA这个全球只有一家运营商使用的手机，双方的谈判进入焦灼状态。
这轮谈判历时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时，中国移动仍未与苹果签约。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5S/5C，才有了符合中国移动制式的苹果手机。
苹果与中国移动的“七年抗战”，有其自身的霸气，也先后遇到了“中国特色”与“中国移动特色”。
2011年，微信横空出世，迅速俘获了大批受众，运营商的短信和通话业务立刻受损。与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长也曾放话，运营商要向微信收费，两个月后，这场风波悄然息止，此后再也没有运营商向移动应用的强硬反击。
2014年11月11日，腾讯推出“微信电话本”。
阚凯力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号码携带是打破运营商垄断的法宝。此前，换运营商就要换手机号，用户自己的联系人网络就被打破一次，因此号码是运营商对消费者的最大捆绑。
微信电话本出来以后，第一联系方式变成了微信号，只要微信号不变，换哪家运营商的号码都可以找到机主，手机号码的硬束缚被打破。
实际上，2012年3月，阚凯力就曾经给“部里”(工信部)写过利用“虚拟号”推动号码携带的建议书：“结果建议书被主管领导当场驳回：这样一来运营商日子怎么过?!”
后来，阚凯力把这份建议书直接发到了腾讯总部。
2001年，中国移动用户破1亿，用了12年的时间，扩展为7.5亿。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仅仅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户就已经超过了4亿。
不久之前，“管道”还是运营商们不甘心承认的身份，如今却很快变成了捍卫自身价值的唯一盾牌。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只有拥抱互联网，才是顺势而为的明智之举。可是，对运营商而言，摊子大、体量重、本身又缺乏互联网基 因，短期内改变现状并不容易，正如王建宙所说，如何在应用服务商找到自己业务的杀手锏是运营商当下最丞需思考的问题，比如将用户从电话号码到该应用的“迁移”，挖掘用户的潜在价值，探索更多商业化可能。
责任编辑：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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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和上一次的逻辑如出一辙，在4G牌照发放之前，对运营商第五次重组的呼声又开始大面积地出现。很显然2008年的电信业第四次重组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本希望通过三张牌照平衡三大运营商的势力。重组的红利已经消失了，但中国移动一股独大的局面仍未改变。但更令人难过的是，中国移动所谓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既未形成与其他两家抗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