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匮乏可能是导致节目同质化的重要原因，即便如此，有限的人才流动也折射出了这个行业生产环节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最美和声》、《中国梦之声》、《我的中国星》……暑期一到，周末的中国电视屏幕就被各种音乐类选秀节目霸占了，不止是电视屏幕，还有各个视频网站，可能还有那些不断吐槽的观众—他们的手机屏幕也被霸占了。或许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惨淡也可以与此联系起来—据统计，原本应为票房高峰的7月上半月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收入比前月同期下跌了约10%。
在中国电视的主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限歌令”之前，中国各地的卫星电视频道里播出和计划播出的音乐类选秀节目更多。2012年《中国好声音》改编荷兰The Voice节目模式走红之后，几乎所有的卫视频道都开始觉得，音乐类选秀节目能够重新抓住正在流失的观众，只要从欧美引进一个选秀节目版权，再配上国内的大牌导师，砸一笔宣传推广的费用，就有机会复制一个“好声音”。
2013年，中国各大卫视平台共有13档音乐选秀节目在同步播出。它们大多来自于国外电视节目的模式引进—全球大部分有过成功经验的娱乐节目都有一个中国版本，但也不是哪个版本都最终修成了中国正果。X-factor在美国是一个可以与The Voice比肩的节目模式，去年它在辽宁卫视手中，今年版权落在以娱乐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手中，但谁也没起来，暑期里最火爆的还是去年红到今年的“中国好声音”。
“今年我们不需要再去跟观众解释The Voice的模式，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都属于音乐类节目，他们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其中的区别。”对《中国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伟来说，尽管去年好声音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但他依然需要在今年的节目宣传中反复地去强调自己的特色是一档以专业音乐评论为主的节目。
观众的吐槽则露出一点疲态，选秀太多太滥，情景、形式趋于雷同。在屏幕的另一端，则是电视制作方和节目所有者共同的麻烦—他们可能拿到了模式节目的“制作宝典”，这里面通常会详细说明了整个节目制作的执行流程、技术环节和所有细节，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多的成熟制作人才和制作周期，而每个“制作宝典”都更强调每个动作、每个机位、每个细节的投入。
乍看起来，这些在海外得到了市场验证的节目已经具备成熟的节目创意，国内的制作方只需要抓紧配齐人手，投入生产。但是，缺人，最终让本来应该更精细化的节目质量变得参差不齐。
同样，这一年里，因为“中国好声音”而炙手可热的灿星公司差不多要面对五档选秀节目的制作，每个人都处在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中。而更大的问题则是，如果想要保证有足够的竞争力，你就必须要保持节目有新意—灿星计划把人才的视角投向荷兰这样“模式节目”比较发达的市场，寻找比“模式”更初级、但同时具备完善潜力的“点子”制作自己的原创节目，希望以此解决自身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这同样是人才紧缺的一个解决方案。
人才不足成为这个行业节目单一雷同的直接原因，它看起来成为制约电视业的一个瓶颈。在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处于慌乱之中的传统电视产业。
与其说慌乱，不如说悲喜交加。
目前正在制作的“中国好声音”，每季平均投入达到8000万元，资金实力是一个重要门槛，小公司的作坊式生产和资金不足的卫星电视频道很难支撑起一个制作精良的娱乐节目，唯众传媒总裁杨晖说“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她曾经是湖南卫视最年轻的制片人，创办了《新青年》、《男孩女孩》等有影响力的栏目，在上海创办唯众传媒之后成为第一财经电视《波士堂》等名牌栏目的制作者。
大投入还只是一方面，更高的门槛则是传统电视的综合优势。“某种程度上说，制作公司还没形成什么气候，除非是灿星这样整个从电视台跳出来的团队。电视这个事情，除了团队强以外，还需要很强的平台和整合打通资源的能力，你光是一支小团队，是没法做出好声音这样的节目的。这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个团队能够完成的，你要举平台之力，整合全国最好的资源才能做出来。”视频网站酷6的CEO杜昉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国内一度有四大制作：光线传媒、欢乐传媒、派格影视和唐龙国际，但是现在在大规模节目制作上它们还没法跟强势的电视台比拼。杜昉说，“关键还是我们的节目制作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资金和人才形成的壁垒让娱乐选秀节目得以成为电视台的王牌栏目。这是传统电视产业被动接受视频网站重新分工的一个结果，因为那些小制作的、访谈型的门槛比较低的栏目可能更多已经成为视频网站自制节目的重点。
优酷负责市场和公关的副总裁陈丹青曾经在她的朋友圈中感慨：“《晓说》70来集2.2亿，《老友记》54期过亿，《侣行》单集破千万，《万万没想到》这个小不点儿预计超过700万木有问题！优酷自制出品你追我赶、喜大普奔！”当向优酷总裁魏明求证的时候，他很得意地纠正—《万万没想到》已经过千万了。
技术含量最高的那一部分现在还掌握在电视行业手中。“他们对大的市场判断是对的，对中国电视制作业演变的大趋势判断是正确的。”在分析灿星制作在去年的成功时，华人文化产业基金（CMC）董事长黎瑞刚这样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曾经是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的总裁，而华人文化产业基金则是灿星制作的母公司星空华文传媒的投资者。
黎瑞刚所说的“大的市场判断”就是电视娱乐节目的生产。与人们普遍唱衰电视台这一内容的播出渠道不同的是，无论电视的开机率急速降低，还是网络视频成为更多年轻人休闲娱乐的途径，观众对于优秀的电视或视频内容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看到“更好看”的节目，不仅仅是节目的创意本身，还包括一切的制作细节。
这正好是杜昉所说的“团队优势”和“整合资源能力”所带来的机会，这也是传统电视产业最重要的一块阵地，视频网站目前还没有办法染指。但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常识是，所有行业颠覆者总是从低附加值产品切入市场并最终向高利润产品渗透，直到取而代之。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于内容制作方来说，网络视频虽然成为电视屏幕的竞争者，但电视台同样也越来越依赖于更多的播出渠道。这将给娱乐节目带来更多的观众，以及收入。搜狐视频成为“中国好声音”的另一个得益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2年年底，搜狐视频以1亿元的价格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节目和衍生产品独家新媒体合作伙伴，除了独家的网络播出权，搜狐视频还围绕好声音学员自制了衍生节目《冲刺好声音》、《K歌之王》、《好声音英雄谱》等。
这笔不小的投资在好声音第二季开播前就已经成功收回，并实现盈利。根据搜狐视频发布的数据，在7月12日好声音开播之前，这个项目的广告收入就已经达到1.3亿，开播后还持续有广告主进行追单，预计播出结束时可以达到2亿。与浙江卫视之前广告招标获得的10亿收入相比，它看起来也颇具威胁。
《中国好声音》还为搜狐视频带来了更多的流量。目前，搜狐视频里《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累计用户达1.5亿，其中，新增的用户占比达到了76%。而搜狐视频电视剧频道在7月以1.36亿的月度覆盖用户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
根据易观智库的统计，2012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广告收入为88.3亿元，较2011年增长了82.7%，而预计2013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48.32亿元。
相比于电视剧高昂的版权费用，合作方式灵活，并有更大自制空间的综艺娱乐节目正在成为视频网站获取广告收入的最好资源。
不久前，爱奇艺也以总价值超过2亿元的全媒介及内容资源，获得了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网络版权。这一版权对优酷、土豆和乐视二次销售，总体播放量也超过1亿次。
就像当初纸媒利用互联网门户网站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额外的版权收入一样，传统电视的真人秀节目也成为视频网站的内容来源。这看起来不大像一个好消息。
杜昉是在2013年成为视频网站酷6的CEO，他的离职对于电视业来说可以视为一个“事件”，他之前是浙江卫视频道副总监、节目制作中心主任，关键还在于，他还是2012年好声音大获成功的主导者之一。“我之前在电视台做的真人秀节目，就是来自于草根民间的聚合优选，这也是一种泛UGC（用户生产内容）的理念，这与陈天桥跟我谈到的酷6的UGC战略是契合的。”杜昉说。在他的新计划中，酷6将成为一家“在互联网上生长的娱乐公司”，也将尝试更多地与电视行业展开合作。当初门户网站对纸媒的渗透和吸引走的是相同的路径。
更何况，制作电视节目的优势已经不掌握在电视台手中，最强的内容生产商灿星制作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电视体制，这是制播分离深化的一个结果，而它不会拒绝面对一个播出渠道多元化的市场。
黎瑞刚所说的“大的市场判断”，同样包含这一层面的市场变化，中央电视台也成为灿星制作的产品购买方，今年两个栏目《舞出我人生》和《中国好功夫》由灿星来完成。
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看出人才市场的变化：人才从国有的电视台垄断体制转向实力不俗的电视制作公司，这是灿星模式；新兴视频网站则需要越来越多的成功而且有经验的专业制作人才，而这些视频网站在用人灵活性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杜昉放弃一个如日中天的节目而转投陈天桥旗下已经不再主流的酷6，就已经说明了严峻性；而从渠道优势转向内容优势的灿星，要保持竞争力—如前面所说的，节目制作精细化的要求、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则需要大量人才来做保障。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把目前国内的制作团队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超过4个，他们真正有制作经验、有执行力，同时又有模式意识，以灿星的金磊团队为代表；其次是类似《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等知名栏目的制作团队，制作经验不错，但还没有模式意识，大概全国能有十多个。剩下一大批都是“自认为能做节目，但做出来的节目完全达不到一线节目水准”的团队。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的公司，刘熙晨意识到“要理解一个模式，必须涉足生产环节，由此才能进行模式的本土化和创新”。他开始在世熙传媒组建自己的制作团队，但要招到合适的团队并不容易。
相比之下，已经将战线全面铺开的灿星面临的人才压力更大。
“灿星这几年的成功原因，是在各个岗位工种集聚了好的人才。这就是木桶原理，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节目的水准就下来了。”星空华文传媒技术运营总监罗檑说，他目前负责灿星旗下所有节目制作的技术环节。
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一下每期好声音结束时在底部飞速滚动的工作人员列表，这个在大约20秒时间内滚动播完400多个名字的列表会展示制作一档好声音节目所需要的人员规模。
根据罗檑的介绍，第二季的好声音一共在内场布置了20个机位和外场18个跟拍学员故事的外景VCR单机，这比去年第一季的录制有所增加。每增加一个机位，意味着需要多招一名摄像师。“场内摄像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一支外包团队，最重要的几个机位会要求他们安排我们最信任的人。而外景随组摄像大部分是灿星自己的摄像师，它对拍摄技术要求很高，需要摄像师能够理解导演的意图，甚至帮助导演来实现表达，我们选人就会非常谨慎。”
在摄像团队中，有一个工种被称为斯坦尼康摄像，负责追踪拍摄长动线的运动镜头。这位摄像师需要将机器固定在身上，随着拍摄不停地移动变换脚步—如果你到过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会经常看到有个背着设备的摄影师时不时冲上舞台，围绕着选手移动拍摄。
“全国范围内优秀的斯坦尼康摄像不会超过10个人，他们的档期比较难约，价格也比较高。”罗檑透露，这个工种的报价通常会是普通机位摄像的2至5倍。由于选择余地小，好声音团队甚至因为某位斯坦尼康摄像的档期排不开而推迟过录制时间。
作为一档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对音频录制技术也有比普通节目更严格的要求。上一季开始，他们就花重金请来了北京奥运会的音响总设计师金少刚团队负责现场的扩声—他足以成为节目宣传上的一张招牌。一般情况下，国内普通综艺节目只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现场扩音和录音的工作，而罗檑找来了上海蒙迪欧的录音团队完成所有声道的音频文件录制。
“找到人”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灿星几个月前录制《舞林争霸》时，为了能更贴近地拍摄舞蹈动作，罗檑根据导演组的要求引进了一台15米长的“伸缩摇臂”摄像机。但之后他却发现，国内会使用伸缩摇臂的摄影师几乎找不到，使用勉强上手的人显然不能体现出这台可以实现复杂拍摄动线的设备的价值。最后他联系欧洲的专业电视转播公司来操作这台设备，为此灿星付出了平均每场4万至5万元的价格，与这台“伸缩炮”的租赁价格几乎相同。
灿星内部常常以“打鸡血”来描述他们的工作状态，尽管第二季好声音节目的录制相比去年已经理顺了很多流程，但通宵录制节目的情况依然经常出现。
后期剪辑的时间十分紧张，按照总导演金磊的描述，由8位剪辑师沟通的团队需要连续工作4到5天，每天工作20小时才能从长达200小时的素材带中剪辑出一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由于剪辑是决定节目呈现质量的核心环节，灿星从不将这一环节外包。在好声音之前，这个剪辑团队还曾同时操刀《舞林争霸》和《舞出我人生》两档节目的剪辑工作。
“我们的工作时间通常都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半夜，因为真人秀节目需要各工种都明白导演在任何环节的意图，信息的讨论和交换就特别多，工作时间也就格外长。”好声音副总导演吴群达说，这样的工作强度甚至让他们很难从外部吸纳一些30岁以上的成熟导演加入，“这个年纪的导演通常需要顾及家庭和孩子的因素，不是非常有职业理想的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工作。”
凭借《中国好声音》一战成名的灿星2013年需要制作4档同等规模的大型节目。这家公司的核心团队几乎全部来自于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这一档节目的制作班底，而现在，他们需要被分化重组成更多团队。
像吴群达这样的节目副总导演是灿星在节目制作上的中坚力量，他需要带领一支导演团队独立负责一期节目的录制和后期制作。通常，一档节目会需要2到3个这样的导演组来轮流制作。目前灿星有9个导演组，大致能满足一年3至4档大型节目的制作。
“现在是属于比较疲惫的时期。在灿星，可能像金磊和我们几个副总导演算是参与真人秀节目制作时间比较长的。但是灿星之后做的节目每个都是大动作，每个都很重要，人才还需要不断地培养。”吴群达说，由于成熟的导演人才很难招到，他们只能招来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从头培养，这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困难的是，还需要在人才的培养周期内保证节目的质量。“培养的前提是要放手让他们做，但放手让他们做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出错。这就又得我们去监督每个细节，保证最后的结果依然符合灿星对节目品质的要求。”
唯众传媒总裁杨晖看起来更放手一些，她尝试了将一期节目交给一个23岁的年轻导演去试错。在节目录制到第二期时，这位导演主动向杨晖提出独立完成录制，不需要杨晖再到现场。尽管不放心，杨晖还是抱着“大不了也就弄砸重录”的心态没有到现场。最后节目顺利录完，导演被提升为节目主编，一年后又提拔为制片人。“你必须为他们的成长埋单，这个机会成本是你得承担的。”
“我做电视17年，接触真人秀节目也有7年，觉得自己才开始了解一些真人秀节目的规律。目前来看，要培养出70分左右的合格导演就需要3到5年的时间，而如果想要有可以打90分的导演团队，真的需要小火慢慢地熬，必须允许牺牲片比来让他们试错，甚至允许节目失败。”在从上海前往杭州的路上，金磊接受了《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自从第二季好声音开始录制后，他几乎没有时间花在节目之外，每周五还要赶到位于杭州的浙江电视台，盯着节目的播出环节。
在这位被刘熙晨列在国内优秀电视节目制作人第一序列的导演看来，之所以自己在近几年接连做出了《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节目，是他在节目中“把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放到了最大”。
金磊现在最忧虑的是灿星的团队中采访导演不足。“有时候你会在节目中看到一些不那么舒服的蒙太奇，不是学员的才艺不好或者不够有信念，而是我们没有做好。”作为金磊的真人秀节目中最核心的特色，能够采访和挖掘普通人生活经历，并且以恰当的镜头语言表达故事的导演是金磊最需要的人才。他目前希望手下能有30个成熟的采访导演，但事实上，现在即便算上不那么成熟的，这个数字也不到10。
“电视行业没有人仔细想过要通过这个媒介真正传播些什么，他们只是拍拍脑袋，看到有什么好玩的、有收视的就去做，让大家开心一下。”金磊说。
人才的培养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在这个过程中，拔苗助长也不可避免。“让没有准备好的新兵上战场，这需要付出一定片比的代价，一些选手的故事录下来之后也只能作废。”但金磊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越是了解这个行业，越能感觉到各个环节的人才短缺。它不仅仅发生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也发生在中层管理和高层决策层面。尽管每一个环节都决定了一档节目最后的质量，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去思考市场需求和机会，同质化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更多斯坦尼康摄像，也需要更多金磊和杨晖。
在黎瑞刚看来，灿星的团队中最有价值的是总裁田明的凝聚力和导演们的创造力，“有激情，并且非常睿智”。而脱离开电视台的体制束缚之后，完全市场化的灿星也变得更有活力。
这种活力来自于从下而上的变化。他们的工作目标不再是做一档领导满意的节目，而是要让节目能够找到播出平台，能够获得收视率和市场的认可。这也随之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电视节目的制作变得更工业化，每个岗位工种都可以更自由地去市场上寻找最好的团队，每个环节的生产也更为专业。
不同于从1990年代初开始启动的国内电视制播分离浪潮中零星走出来的电视人，这种在电视台体制外重新组建的制作公司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市场资源的调配当中。这才是制播分离应当带来的价值。
这个市场的先行者是电视剧的制作。在采访中，多名长期从事电视节目制作的电视人都对《第一财经周刊》提及了电视剧制作业的改革。20年前，你所能看到的电视剧都由电视台来制作，但随着1995年广电行政部门放开私人制作电视剧市场，开始给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颁发许可证，越来越多的民营公司成为了电视剧的制作方。而现在，每晚在各大卫视播出的电视剧几乎都来自于体制外的制作机构，优秀的电视剧能够为电视台带来收视率，自然也会受到争抢，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
去年开始，杨晖接到了多家电视台的合作意愿。“好的内容供应商是大家要抢的。但我们的制作能力就是那么多，不可能一下子做一百个节目。我如果给你的电视台，就壮大了你，屏蔽了你的竞争对手，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电视台已经开始有了紧迫感。杜昉所说的“不是谁都能做”，对于体制外的制作公司来说是这样，对于电视台来说也一样。当电视台不能完全解决自身创造力，或者需要外来基因进行改造的时候，就需要引进外部人才。
灿星与浙江卫视的合作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以不那么激进。
深圳卫视在2010年引进了一支来自湖南卫视的团队。这个团队由曾经是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金牌魔术师》等节目制作人的易骅带领，共有16个人。对于长期处于二线卫视行列的深圳卫视来说，要想有所突破，从市面上最好的平台挖到团队不会是一个错的选择。而事实也证明，易骅到了深圳卫视之后，引进比利时节目Generation Show的模式做成的《年代秀》，开播后曾长期保持同时段前三名的收视率，也帮助深圳卫视很快进入全国收视率前十位。
而对于易骅个人和她的团队，离开湖南卫视到深圳卫视独挡一面也更多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创造力。“以前在湖南卫视是个制作人，是在台领导的生产规划下制作节目。在深圳卫视，我的角色包括了创新研发、节目生产、审片，还要跟外部谈合作。带着湖南卫视的光环过来，不想让别人觉得名不副实，就要拼命努力工作，希望自己能给这个平台带来新的活力。”
现在已经是深圳卫视节目总监的易骅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要比在湖南卫视时高出好几倍。而随着团队的融合与扩充，她现在带领的100多人的团队已经可以同时承担两档大型节目录制的工作强度。不久前，她将李湘也拉入深圳卫视，担任节目副总监。
“电视行业最早的人才都是进了体制的，多年之后再慢慢地分化出来，这个是一个趋势。当体制的优势发挥得不好，人就会往外流，激活整个市场。但如果体制内能够更活，有可以吸附人的平台，我相信灿星的人也会流进去。”在黎瑞刚看来，一个真正发展成熟的电视市场，人才应该可以在不同市场主体间自由流动，体制并不是任何一方的约束。
这种流动会让人才的层次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未来应该是电视台和民营媒体公司共同打造巨大的人才库，服务于中国的电视节目行业，让它进行良性的流通。”杨晖说。
湖南卫视大概是最近几年向市场上输送人才最多的卫视平台，但你却很少看到有哪个外部团队跳槽去了湖南卫视的消息。这家依然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的电视台似乎还在自身的体制内挖掘更聪明的人才和能力。这也许会是他们未来的掣肘。
陆伟承认灿星去荷兰购买可能形成模式的“点子”是一种未来的解决方案：“目前引进模式之风最多再过一两年就会刹住的，买国外模式需要一定的现金，而且问题是买回来你也不一定能做成功，这已经有不少失败案例了。”
市场已经真正打开，体制内的电视台和市场化的制作公司开始了更多的直接竞争，但黎瑞刚觉得现在谁输谁赢还不那么容易下结论。“跑100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关键是要跑到1000米、1万米的时候，才知道到底谁更厉害。”
这场竞争关乎资本、技术和参与者对电视这个媒体的理解力。金磊的话语间总是流露出对电视行业的理想主义情结，他认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热闹但没有养分”的节目浪费了观众的时间，而现在他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愧疚来做节目和激励团队。但优先于所有这些情绪的，是一种很原始的感叹。
“我们要感谢现在这个时代给予媒体这样的体制，让一小部分人可以出来，更多地解放生产力，去激荡我们的头脑，更多地去自由地表达。”
责任编辑：w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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