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

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放松管制导致其出现了明显的所有权集中化现象。集中化是资本的固有逻辑，媒体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和重组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它却与公共利益相冲突，会使市场竞争和多样性都受到损害。随着媒体所有权的不断集中，新闻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并且开始受到商业利益的审查，媒体会宣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支持资本家和政府的利益和立场。媒体与政治精英及整个资本家阶级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控制着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见的权力。本文将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逻辑、冲突及后果进行分析，并审视其对我国的启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广播电视业发生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自由化、商业化和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其中放松管制是前两者的前提，因为“只有在对现有广播电视法规进行改变之后，前两者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放松管制导致了美国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本文将以此为背景，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逻辑、冲突及后果进行分析，并审视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作一种研究谁控制权力、财富和信息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包括了审视资本逻辑、公共利益与商业媒体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商业媒体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商业的一部分，而资本的逻辑和商业媒体却侵蚀着公共利益。Jhally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大多数只靠出售自己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人的利益被不断被侵蚀的同时，权力和报酬却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手中。”为了使拥有权力和资源的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保持他们所处的地位，媒体成为了“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来合法化现有统治秩序的重要机制。”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到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实际上，统治阶级如何滥用媒体和信息来维持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以及这种滥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影响，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

McChesney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两条主要线索：（1）它审视媒体与传播系统及其内容是如何加强、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2）它强调结构因素和劳动过程对传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 这两条线索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这两条线索可以在Jhally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进一步阐释。这个分析框架包含意识形态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与文化工业（the Culture Industry）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意识形态工业取向关注媒体在传播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该取向试图揭示控制媒体的阶级如何通过媒体兜售现存的秩序，说服大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工业取向则强调媒体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拜物教性质，这个取向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动机，文化和信息像商品一样被生产，而受众则像商品一样被媒体出售给广告商。

随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扩展。Bettig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分成以下三个基本范畴：（1）传播产业的经济结构；（2）资本逻辑对于文化和信息的生产、发行和消费的影响；（3）资本主义传播系统内部的矛盾和阻力。 Mosco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结构化（structuration）。其中，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空间化指的是“空间与时间的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全球化或是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产业的集团化，也包含产业的重新组合及它们在多个层面的整合”。结构化指的是“结构由社会能动力量相互构成的过程，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即使结构就是构成过程所必须的媒介，它也还是由能动力量所形成。结构化的结果是围绕着相互联系又彼此对立的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关系及权力过程。”

所有权集中化问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McChesney认为，虽然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竞争性市场，但在资本逻辑下运行的媒体市场充满着反竞争性。Heilbroner在《资本主义的本性与逻辑》一书中指出，“以资本的形式从社会的生产性行为中获得财富”是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与动力。 区别于以往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财富主要用于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使得积累和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Fusfeld进一步指出，减少竞争和降低风险构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资本家们寻找方法增加他们在市场中对于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控制以及增加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权力。这或许意味着通过兼并去消除竞争。这些趋势已经在美国很多主要的产业中出现，包括汽车制造、炼油、金属冶炼、飞机制造、制药、化工原料和许多日常用品的制造。 而这种趋势也同样反映在媒体行业中。

不断集中的趋势使得越来越少的人控制了信息的通道，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此变得十分显著。现在，为数不多的商业媒体集团掌握着大多数商业媒体机构，这就给了它们控制不同声音的力量。它们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制造进入的壁垒，并且生产同质化的新闻和娱乐。在不断进行横向和纵向整合的过程中，这些媒体巨头不仅增强了排斥潜在竞争者和提高价格的能力，而且可以通过淘汰不需要的或者重叠的部门和岗位快速减少成本，通过大量的媒体分支限制竞争和降低风险，以及通过反复利用协同作用（synergy）和交互推广（cross promotion）来最大化利润。

结构管制曾经是美国政府阻止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方法。结构管制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垄断行为并且增加竞争和多样性。但是，自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媒体的放松管制进程不断加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基本上接受并坚持了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竞争”的花言巧语，从而不断放松或去除了结构管制（其中包括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 放松管制的做法并没有使公众希望增加竞争和增加多样性的愿望得以实现，而是恰好相反，越来越少的媒体集团控制了大众传播的工具，使得市场竞争、新闻质量和公共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二、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放松管制

为了保护市场竞争和多样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于1941年颁布了“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the NTSO Rule），规定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拥有3家以上的电视台或者超过25%的电视受众。然而，这项规则自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的广播电视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一些用来限制媒体集中的措施或被取消，或被放宽。比如，每家公司所能拥有的电视台限额增加到了12家。到了1996年，随着新《电信法》（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的通过，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放松管制达到了高潮。这项新修改的法律为媒体的跨行业兼并重组打开了大门，并且把每家公司可拥有受众的限制从25%提高到了35%。此外，该法律规定只要全国受众数不超过30%，就不会限制各传媒集团所能拥有的电视台数量。2003年，在以维亚康姆（Viacom）为代表的大型媒体集团的商业攻势下，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再次被迫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规则把每家公司可拥有受众的限制从35%提高到了45%。

放松管制对美国的传媒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媒体业出现了明显的所有权集中化趋势。Bagdikian在他1983年出版的《媒体垄断》第一版中写到，在美国，50家大型公司控制着媒体产业。而截至199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23。到了2000年《媒体垄断》第六版出版时，“美国传播最广泛的新闻、评论和日常娱乐都被六家名列全球大商业集团排行榜的公司所控制。” 而截至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缩小到只剩五家。
　
Noam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这一指数在这段时间的变化（如图）表明，1996年新《电信法》的颁布对美国广播电视产业的集中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新《电信法》通过以前，美国广播电视业的产业集中度徘徊在一个相对稳定且较低的水平。而在新《电信法》通过后的五年里，美国广播电视产业的集中度迅速提高。到了2001年以后，集中度的升高速度开始放缓。

事实上，正是1996年新《电信法》颁布后的十年中，美国广播电视业发生了媒体产业史上规模最大且影响深远的兼并重组浪潮，这包括了维亚康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收购，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美国在线（AOL）的合并，以及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对直播电视集团（DirecTV）等多家电视台的收购。这些兼并重组让人们对媒体所有权集中化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忧虑。当越来越少的人或商业机构控制了信息的通道，市场竞争、新闻质量和公共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此外，商业媒体也会进行新闻审查，它会积极支持现存的统治秩序，因为对于现状的维护也符合这些媒体和大资本集团自身的利益。

三、所有权集中化的逻辑与冲突

1999年9月，美国娱乐业巨头维亚康姆集团宣布将以4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然而在该声明中维亚康姆并没有提到这项收购将违反美国“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该规则在当时规定禁止任何一家媒体集团覆盖超过35%的电视家庭。为了保证收购能够成功完成，2001年9月，维亚康姆集团联合当时同样因收购而违反“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福克斯电视台（Fox）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告上了法庭。维亚康姆等指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的“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1996年新《电信法》的相关条款，干预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并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规则像联邦通讯委员会所声称的那样能够维护公共利益和多样性。

2002年2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对此做出了判决，裁定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进行重新审查，并提供其所声称的该规则能够保护公共利益、多样性和促进市场竞争的相关证据。迫于各方的压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最终于2003年决定将“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中规定的单个媒体集团所能覆盖的电视家庭上限由35%提升至45%。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争论和忧虑。

支持维亚康姆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认为，放松“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和允许媒体的自由兼并重组，是媒体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中生存的重要因素。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肯纳德指出，随着各种媒体平台数量的不断增多，媒体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并且充满着竞争，美国民众比原来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存在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它不仅会妨碍维亚康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而且会抑制市场竞争及媒体企业发挥它们的经济潜能。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可以在“通过所有权多样化保护公共利益和实现广播电视产业的经济效率”之间做出平衡，因此这个放松是必要的。

事实上，兼并和重组的目的根本不是适应竞争和提高效率，而是资本的固有逻辑。资本的逻辑迫使所有资本家追求同样的基本目标，那就是“维护财产权利，寻求新的市场，减少竞争以降低风险使得利润最大化。” McChesney指出，“这些公司实现风险最小化的方式，不是充当企业家的敢死队，冒险进入别人的领地；而是实行兼并重组，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样，当他们进入竞争性战场时，就有了更坚强的盔甲。”

纵向整合是媒体兼并重组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每家媒体企业都希望通过拓展产业链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它们害怕被更有侵略性和更多元化的公司甩在后面。像维亚康姆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结合，并非如有些支持者所宣称的是广播电视行业在新技术不断威胁下的发展需要，而是害怕因缺少完整的产业链而被同行业的对手比下去。现在，经过重组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拥有了原来没有的制片厂，而原来缺少广告公司的维亚康姆获得了可以宣传自己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广告公司。重组后形成的新集团从这次的并购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产业链的完整将通过协同效应和交互推广为新集团带来巨额的利润。

兼并重组后的维亚康姆集团几乎把触角伸到了文化娱乐行业的所有分支。从制作到分配再到展出，维亚康姆已经可以全方位地控制娱乐产业。维亚康姆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拥有用于制作它们的制片厂，播放它们的频道，传输它们的有线网络，租用它们的录像带商店，推广宣传它们的广播台和电视台，以及与此相关的主题公园、电子游戏、玩具和衣服。Herman（1996）指出，协同效应和交互推广为企业带来了财务上和市场营销上的优势，但却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维亚康姆可以从协同效应中收获巨额的盈利，但同时也为文化和娱乐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一项很好的电影创意如果没有产生协同效应或做交互推广的潜力，那么它将不会被制作。而如果哪个电影有着便于推广或者可以制成畅销玩具的人物形象，那么它就有了被制作和放映的优先权。这样的逻辑导致了相同类型的电影被一次又一次地制作并搬上荧幕，而这对于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协同效应为媒体企业带来的好处还有许多。比如，媒体集团可以利用协同效应对电视节目进行重新包装并制成电影。电影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它的运行需要大量而持续的资金投入。电影公司因此常常被迫去设计一些策略来控制风险并最大化利润。此时，作为一家大型媒体集团的维亚康姆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可以重复使用自己制作的热播电视节目剧情，并将它重新包装成电影，这样就有效控制了风险并最大化了利润。比如，其旗下音乐电视频道的一档热播电视节目《蠢蛋搞怪秀》就被派拉蒙影视公司翻拍成了电影。整个过程只花去了500万美元，而该部电影仅在上映后的第一个周末就收获了2270万美元的票房。 在去观看这部电影的人中，很多都是原电视版本《蠢蛋搞怪秀》的忠实粉丝。维亚康姆通过这种方法减少了制作一部电影的风险，并同时增加了赚钱的概率。

协同效应的事例同样还可以在新闻领域里找到。比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在与其他媒体争夺采访前伊拉克战俘、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时，许诺如果林奇先接受他们的采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利用它们的集团优势为其带来好处。这些好处包括让她参与一部电影的拍摄，为她制作一部长达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和早间新闻中进行宣传，与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签约以及在音乐电视频道的一档热播节目中露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以利用这种协同效应获得巨大的好处，因为像这样的独家采访往往都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年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被指责用100万美元和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以及指控他性骚扰的男童做交易，以此让他们接受“60分钟”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的独家专访。在该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对杰克逊的采访与杰克逊一生辉煌的音乐生涯编排在了一起，在全美的电视观众中获得了轰动。这期节目的播出使得该电视新闻杂志成为全美该月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栏目。

大媒体集团通过制造进入壁垒来限制竞争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没有哪家媒体愿意为潜在竞争者留下分食自己市场份额的机会。事实上，自由市场并不会自发地带来竞争和多样性。McChensey（1999/2004）指出，“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顶尖精英们，主要是通过消除竞争而获胜的”，因为“公司面临的竞争越少，它承担的风险就越小，因此获得的利润就越多。” Litman（1998）进一步指出，新企业越是难作为主要竞争力量进入一个行业，市场的门槛就越高，现有企业保持高垄断价格和高垄断利润并且挥霍社会稀缺资源的趋势就越明显。 对于媒体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新参与者来说，高昂的进入成本使之根本无法企及。

不断加剧的集中化对市场竞争构成了严重的阻碍。维亚康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使其通过相互结合消除了原有的竞争关系，并且弱化了其他对手销售电视节目、获得新频道以及进入分播领域的能力。当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市场时，对市场竞争及多样性的抑制就变得更加明显。比如，集中化使得交互推广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受众的选择开始明显受到交互推广的影响，那些从不被推广的节目就会变得很少有人观看。受众们常常会在音乐电视频道中看到美式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广告，或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其为派拉蒙影视公司即将上映的电影做特别宣传。好莱坞的制作人们对于这种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使得节目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公平。布里斯坦-格雷公司董事长兼家庭影院频道制作人布雷迪?格雷就此指出，“这些大公司总是把自己的节目放到最先和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样大大抑制了其他制作人制作好节目的意愿和创造力。” 大媒体集团利用交互推广限制竞争的做法还抑制了独立制作人的涌现，阻止了这些有能力的制作人制作更有创造力和不一样的电视节目。此外，由于媒体集团总是使用自己旗下的制作公司和“被证明合格”的制作人，节目的雷同度开始不断增加，那些能够突破传统的创意也变得很难出现。

维亚康姆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结合还扩展了它们的广告市场。竞立媒体执行董事乔?曼德尔就此谈到，“维亚康姆现在可以竞争针对任何预算、任何媒介形式和任何年龄段的广告，从收看尼克罗迪恩的两岁小孩到收看‘与天使有约’的九十岁老人。” 集团化的媒体公司可以在广告牌、电台、广播电视网、有线电视、互联网站以及任何能够登出或播出广告的地方卖广告。然而，有能力控制广告市场同时也意味着拥有了制造竞争壁垒的实力。维亚康姆为广告商们提供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媒介形式供其选择，它的这种能力使得其它媒体，特别是那些只经营单一媒介形式的媒体对这个市场敬而远之。这样的因素也会使市场的竞争性和多样性大大减少。

四、所有权集中化的后果与现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大型传媒集团之间加速进行的兼并和重组让人们对媒体所有权集中化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产生了忧虑。著名媒体评论家 Landay（1999）指出，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处理橡胶轮胎或是巧克力糖果，而是要面对一个社会所能发出的声音将掌握在越来越少的几只手中。这样的事实引起了我们的忧虑和恐慌。” 正如Landay所担心的，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将会产生负面且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维亚康姆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认为，不断进行中的媒体兼并和重组“使得媒体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强的盈利能力，这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然而，雷石东的这番言论却忽视了新闻内容本身在并购后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大型媒体集团进行兼并重组的目的无非就是利用新购进的媒体分支为其创造更多利润。这样，被收购的媒体就往往被赋予了快速生产利润的使命。正如McChesney（1999）所指出的，媒体越来越少地报道有价值的新闻，因为“有价值的新闻往往意味着坏的生意，而没有价值的新闻却常常对生意非常有好处。” 媒体集团在进行并购之后为了能使其尽快进入盈利模式，一般都会削减新分支中的新闻开支，并且将节目根据盈利需要进行调整。在维亚康姆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原来的新闻节目和公共事务类节目就被“根据需要”明显地削减。而另一家被维亚康姆收购的布莱克娱乐电视台也于随后宣布取消其绝大部分的公共事务类节目，并且全部用娱乐节目替代。

用娱乐节目代替新闻类节目除了能够吸引受众外，还可以避免为媒体集团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娱乐节目与社会调查或时政类节目相比，能够避免侵犯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媒体需要广告商们为其提供收入，同时也需要政客们的支持，因此那些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内容一般都不会出现在集团的节目中。这类似于一种以隐蔽方式进行的新闻审查，就像Miller（1999）所说的，“随着不断膨胀的维亚康姆集团把利益链遍布全球各地，即使是它那些谨慎小心的记者们也很容易在报道中触犯到自己公司的利益。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会在今后的报道中变得更加谨慎。这样，尽管公司有时候也会对新闻直接进行干预，但更多的时候，新闻审查是通过记者们的自知之明而实现的。就像削减必要的新闻开支一样，这种审查对新闻内容的影响会随着媒体的集中和膨胀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随着媒体的集中化和集团化，媒体集团与整个资本家阶级及政治精英们的联系也就越来越紧密。因此，大型媒体集团不可避免地会去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这样描述“完美”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相互独立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的竞争，而政府从来不会对市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和控制。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商业机构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型媒体集团更是通过“连锁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的方式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建立了各种紧密的联系。媒体集团的董事会上坐着曾经的政治家们以及非媒体行业的高管们，这些高管有的还是该媒体的主要广告客户。比如，在2002年4月的时候，维亚康姆集团的董事威廉姆?格雷还有着如下的身份：美国国会议员兼预算委员会主席；美国黑人联合大学基金会旗下联合大学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尔公司、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zgov.com公司、摩根大通集团、美国城市债券保险公司、辉瑞公司、宝诚金融集团、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和伟世通公司的董事。

此外，这些社会精英们还定期聚在一起举行一些保密的非正式会议。比如在1996年，媒体业投资银行家赫伯特?艾伦在美国爱达荷州举办了一次度假会议，一共有130位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大亨及商业巨头参加。其中包括了新闻集团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维亚康姆集团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迪士尼公司董事长迈克尔?埃斯纳和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杰拉德?莱文。在公众的眼里，这些人本应当是媒体领域相互竞争的对手，应当在商业战场上相互“厮杀”，然而事实是，这些人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一起，谈着如何相互照顾彼此的商业利益，如何共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此外，这种度假会议的内容是完全保密的，如果谁将内容泄露了出去，那么他就失去了今后继续参加这个会议的资格。

连锁董事与定期度假会议给了这些传媒大亨和商业巨头默契合谋（tacit collusion）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商议联合起来共同限制竞争，商议彼此之间的商业优先权，商议携手对抗可能损害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共同威胁，并借此建立一个足以控制美国经济的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在1995年爱达荷州一个小型度假胜地的会晤中，迪士尼的董事长迈克尔?埃斯纳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达成了迪士尼收购美国广播公司的交易，该交易总共价值19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一次度假会晤中，维亚康姆集团的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与布莱克娱乐电视台的董事长罗伯特?约翰逊“在划水、钓鱼与打高尔夫球的间隙中不断探讨生意”，几个月后，维亚康姆宣布了收购布莱克娱乐电视台的决定。 此外，这些媒体巨头及商业精英们与政治精英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加入相同的俱乐部，在相同的餐馆就餐，住在相同的街区，出席相同的筹款晚宴，并且去相同的学校上学。政客和政府官员们本身就是资本家阶级中的一员，他们与资本家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保持现有的制度和秩序。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需要依靠资本家的支持和资助，而资本家们为了保住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优势，需要政府通过制订或废除相关的法规来提供帮助。资本家们与政治家们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而大型媒体集团已成为这些利益的拥有者和代理人。

比如，大型媒体集团为了讨好政府，一般都会支持和宣传政治家们的意志和目标，并且边缘化甚至忽略不满的声音。2003年，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被指责利用其关于战争的报道来讨好布什政府，特别是共和党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福克斯电视台支持战争、支持布什政府的坚定立场“凑巧”发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美国“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重新审查过程中。如果该规则在这次的审查过程中得到修改，将会使新闻集团对直播电视集团的收购得以顺利进行。而这项交易的顺利完成能够使新闻集团在美国拥有自己的电视分播系统，从而可以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播放自己的节目。

那些主要依赖卫星电视传播商生存的小型电视频道担心，新闻集团会用停止播出它们的节目作为威胁来迫使它们降低出售节目的价格。在美国，由于直播电视集团在卫星电视供应领域只有回声星通信公司（EchoStar）一家主要竞争对手，如果其成功被新闻集团收购的话，新闻集团将不仅有能力控制美国电视上播放的内容本身，而且可以通过传播商制造壁垒限制其它竞争对手的进入。虽然在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宣布收购计划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碍于“全国电视所有权规则”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但大部分分析人士相信这项交易的达成不会有什么悬念，因为默多克先生从来都是“在合同书的墨水变干之前就已经跳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 如今，政府、资本和大型媒体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那些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中媒体能够独立于政府控制和商业影响的想法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型媒体集团可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见，并且有能力将一些事件屏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比如，在2003年2月，当对于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辩论在联邦通讯委员会激烈进行的时候，一项由佩尤研究中心发起的调查显示，72%的美国民众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几个月以后，一些专栏作家，如纽约时报的威廉?萨菲尔和洛杉矶时报的布赖恩?洛瑞开始站出来公开反对并号召民众抵制可能出现的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修改。随后，一些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如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和全国步枪协会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直到这个时候，纸质媒体才开始很不情愿地对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相关讨论进行报道，而广播和电视媒体则仍然对此几乎只字未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做出修改该规则决定的前几天。而在2011年9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扩展到全美国120多个城市时，主流媒体上依旧是一片寂静。佩尤研究中心的卓越新闻计划研究发现，在9月25日至10月2日占总量14%的关于经济报道的新闻版面和新闻编排中，关于“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仅占了这14%报道中的12%。即便有些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也大都对这项带有反抗统治阶级性质的运动持消极评价。比如，纽约时报在其对于抗议示威活动的早期评论中就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指责示威者是“用幼稚的手法示范进步主义”。

在涉及阶级和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型媒体集团的报道普遍倾向于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这些媒体善于运用“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概念对事件进行评价。在它们的话语体系中，“民主”被等同于“市场机制”，“言论自由”被等同于“商业言论自由”。只要“不损害资产阶级的特权”，即使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也可以被称为“客观”，即使是对私人事物和公共事务进行任意干涉都可以被称为“自由”。而如果谁对这样的理解持有反对意见，则往往会被媒体抨击为异端。此外，保守主义者总是把“自由”（liberal）与“激进”（radical）归到同一个类别，他们在报道中经常使用“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来评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和对现存权力关系的维护，这显然与真正的激进主义者或是进步左派人士的理念背道而驰。实际上，大型媒体集团报道的新闻中所展现出的观点一般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而且这些观点从来不会挑战现有的权力系统。这样，任何对于保守势力的批评都会被抨击为“新闻工作者的偏见”。大型媒体集团一般都会站在一个偏右的立场上，因为对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都是“偏见”，而那些保守主义人士所持的观点才是真正的“客观”。

五、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是自由化、商业化和放松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资本自身固有的逻辑使得商业媒体拥有了兼并和重组的强烈渴望。媒体通过兼并和重组可以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可以利用协同效应、交互推广等方法获得更高的利润。所有权集中化使媒体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然而它却与公共利益相冲突，会使市场竞争和多样性都受到严重的损害。

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制造和获取信息的渠道被掌握在少数几家媒体集团手中，新闻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并且开始受到商业利益的审查。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宣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现有的权力结构，影响政策的制定并支持资本家和政府的利益及立场。随着媒体所有权的不断集中化，大型媒体集团与整个资本家阶级及政治精英们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它们的这种联系是维持现有统治秩序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媒体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保证。资本家们希望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利润，政治家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支持，而媒体就成为了他们实现这些愿望的重要渠道。这样一来，不只是媒体所有者，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掌握了影响公共政策和控制公众意见的权力。精英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通过资本的逻辑主宰着整个社会，西方媒体业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都不过是幻想和空谈。

研究美国媒体业的所有权集中化现象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与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了一场以商业化、市场化和集团化为导向的文化改革。从八十年代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财政不给补贴”为目标的媒体改革，到九十年代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资本运作，成本核算”为目标的改革,我国的媒体迅速发展壮大，资本逻辑对媒体业运行的影响逐渐显露端倪，商业化和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虽然我国媒体业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所有权都属于国家，但媒体在生产和利益分配上却有着明显的集体占有色彩。经历了商业化、市场化和集团化改革的我国媒体业也面临着许多与美国媒体业相似的问题。

比如，集团化改革后的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它们在各自覆盖的区域内大多处于垄断地位。这些集团的经营者“沉浸在对西方大型媒体集团及其影响（还有国内媒体对默多克的正面描述）的无限向往之中，梦想着如何效仿今天的全球媒体大亨，把报业做大做强，而非效仿西方新闻史上关注新闻内容的先驱编辑。” 他们与企业家们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商业默契，企业家们视媒体集团为宣传形象和推销产品重要途径，而媒体集团则视企业为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媒体集团与商业集团已经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此外，以商业化、市场化和集团化为导向的改革也使我国媒体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各种综艺类节目、相亲类节目、选秀类节目以及没完没了的宫斗剧和穿越剧充斥着许多省级卫视（主要是已实现集团化改制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这些广电集团的经营者们似乎也已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制作和播出娱乐节目是赚取利润的最佳途径，而且可以不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概念，并首次将文化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部分。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将“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等六项确定为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奋斗目标。 这表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不再以商业化、市场化和集团化为单一目标，文化与传播的公益性已经重新回到改革的视域之内。然而，在市场逻辑不断深化、资本力量不断扩张的今天，如何能够保证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受到商业利益的侵犯？又如何保证经营性文化产业不会走向垄断，不会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在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中，正是其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放松管制政策造成并加剧了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事实上，结构管制曾经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对抗媒体商业化与集中化的有效方法，这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借鉴。加强以限制内容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管制，可以成为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平衡商业性与公共利益的一种政策尝试，使我们避免重蹈美国媒体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