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G（第四代移动通信）何时发牌，以及怎样发牌？
电信抢跑FDD-LTE
在两家运营商内部，自上而下的一致看法是，最好的结果是建设FDD-LTE，其次是TD-LTE加上FDD-LTE混合组网，最差的选择是建设TD-LTE。
与之相比，此前海外多家CDMA运营商转向FDD-LTE，让3G同样采用CDMA标准的电信有前车可鉴。
来自中国电信内部的消息称，两周前集团公司高层与几个大省的负责人曾有一次碰头会，会议中传出的消息是工信部有意发给中国电信TD-LTE牌照，而参加这次碰头会的人士均对此强烈反对。“如果非要给我们发放TD-LTE牌照，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是建一张试验网，不会去大力发展。”
“从2G、3G时代的发牌经验来看，牌照的发放会是一个复杂的利益权衡结果。”一位不愿具名的业界资深人士表示，其中包括了外交政治考虑、国家产业链利益考虑乃至不同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无论如何，三张4G网络光建网至少就会是超过千亿人民币投资，最终的市场规模将数以万亿，决定这个巨大市场格局的重要问题，最终必然只能在正式发牌前，由最高决策层拍板。”
“我们要进一步的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尤其重要的是抓住当前难得的宝贵机遇，加快发展TD-LTE。”工信部副部长尚冰在同一会议上表示，“现在，工信部正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研发产业化，加大扩大规模实验的步伐。”
日子最悲怆的当数阿朗。在今年第三季度，阿朗净亏损1.89亿美元，在此之前，阿朗第二季度也巨亏3.08亿美元。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阿朗此前已经宣布5000人的全球裁员计划，11月初更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股价新低。
因此，许多曾经表态“短时间内不上4G”的国际运营商都纷纷调头，目前，全球已有101个国家和地区的338家运营商开始LTE商用网络部署。根据预测，未来2-3年将成为全球4G网络商用的一个黄金时期。
尽管国际电信设备商也在中国3G牌照发放之后，获得了更多的销售合同，但在中国的整体市场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商，例如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等，最终斩获了超过60%的运营商3G网络整体投资。
其原因在于，虽然TD-LTE在技术上已经与FDD-LTE同步发展，但因为商用较早，FDD-LTE的市场规模扩张已经远超TD-LTE，并带动众多产业资源投入，形成产业发展不断提速的良性循环，如果TD-LTE不能尽快迎头赶上，将错失与FDD-LTE同步融合、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有可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局限于国内的孤岛技术。
在此之前，中国曾在3G时代面临同样机遇，但在当时，中国产业力量积累孱弱无力，而欧美标准势力强势，加上自身发展缓慢，最终TD-SCDMA只能止步于国门之内。
在上一轮电信重组形成的运营商微妙竞争格局，以及全球电信投资市场衰退的大环境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成为中国乃至整个全球产业链都在高度关注的复杂棋局。
中国政府对发牌时点、主导运营商与技术方向的抉择，将深入持久地影响相关各方的利益格局。
虽然尘埃落定还需时日，但随着频率规划等前期准备工作的逐渐明朗，围绕4G发牌的新一轮游说与论辩已经暗潮汹涌。大多数博弈，最终出台的都不会是最好的方案，而只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决策者如何取舍，面对30年来，中国参与主导全球科技产业走向的宝贵机遇，中国主导的TD-LTE产业链或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逐鹿4G
一场围绕4G的新博弈已经白热化。
“多个国家部委正在对4G展开全面调研，但最终如何发牌的方案，现在还远未成型。”11月16日，北京复兴路畔的一家咖啡厅内，一位运营商部门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此前半个月来，一场有关4G牌照发放的论战正在业界迅速发酵，其矛盾的核心在于，除了中移动外，政府是否也会向中电信和联通发放TD-LTE（中国主导的4G标准）牌照。
在过去的10多年中，类似论战已有诸多先例。在各次电信重组、3G（第三代移动通信）发牌等最为重大的行业政策变革之前，这些坊间消息往往都成为利益各方相互试探的风向标，甚至深度影响最终的决策进程。
现在，中国电信业即将走到新的大变之年。
今年9月11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对外表示，工信部已决定于1年左右的时间后发放TD-LTE牌照。这意味着，中国最迟在2014年初就将进入4G时代。
这将开启一个巨大的蛋糕：运营商投资建设新网络，设备厂商分食新蛋糕，并带动各方的市场份额与收入增长……但对于3G尚未盈利，还需要大规模投资建设宽带网络，而且现金流吃紧的中电信和联通来说，4G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与现有网络的贬值。
更要紧的是，它们甚至可能也被要求以TD-LTE为建设标准，从而打乱早已谋划好的后续路径——当然，这是中移动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目前，政府最终的发牌政策，仍在微妙的酝酿阶段，但对三大运营商来说，博弈已经开始。
只要这个深远影响市场格局的政策还未出台，就还一切皆有可能。
第二张TD-LTE牌照？
所有对牌照的猜测，都始于发牌时间表和频率规划的明朗化。
10月14日，在2012年世界电信展上，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谢存对外表示，中国已经决定，将2.6GHz频段(2500-2690MHz)，共计190MHz频率全部规划为TD频谱。
这是苗圩9月透露1年左右发牌之后，工信部推进TD-LTE商用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在业界看来，这更是政府可能发放更多TD-LTE牌照的信号。
在移动通信领域，最珍贵也最核心的资源正是无线频率。在欧美，运营商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大价钱从政府手中拍卖获取足够的频率。
其原因在于，与固定网络可以近乎无限地扩大带宽不同，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每一段无线频率可以传输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一家运营商拥有频率多少，直接决定了它的网络容纳用户的上限。而除去军事、导航、广播、卫星、无线电等已经占用的频率，可用于公众通信的无线频率资源往往非常稀缺。
工信部新规划的190MHz，加上以前已经分配的100MHz（2300-2400），TD-LTE可使用的无线频率已经达到290MHz。
“未来分配给一家运营商的频段至少要120MHz，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发放的TD-LTE牌照最多可以达到2个。”中金公司电信分析师陈昊飞表示，在1GHz至2.6GHz的范围内，FDD的频率资源也能达到220MHz，所以能够发放的FDD-LTE牌照也是最多2个。
FDD-LTE是欧洲主导的4G标准，是TD-LTE的有力竞争者，无论在产业成熟度还是国际商用规模上，都领先于TD-LTE。
规划公布之后，充足的频率资源顿时让外界浮想连翩，开始猜测除中移动之外的两家运营商，尤其是中电信是否也会领到TD-LTE牌照。
与此对应的是，在此之前，中移动一位高管早在9月就已提出“五个不希望”和“五个希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正是“不希望TD-LTE在中国只有一家运营，而希望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二。”
联通电信之忧
问题在于，中电信和联通的想法却与中移动背道而驰。
“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4G越晚发牌越好。”一位不愿具名的联通内部人士说。
2009年1月7日，中国正式发放3G牌照，到今年9月，三大运营商发展的3G用户总数已经突破2亿。
与2G（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中移动的一家独大不同，由于中电信与联通的标准领先于中移动，在3G市场上三大运营商的用户份额基本相同，“虽然官方数字是中移动的3G用户最多，但实际上联通与中电信更占据主动。”前文提及联通人士认为。
尤其让联通兴奋的是，因为iPhone等高档终端不支持中移动的3G标准，联通过去3年多来已经籍此抢夺了中移动大量的高端用户，而这是联通在2G时代无法想象的。
如果4G开闸，则三大运营商将重新回归均势，如果政府出于扶持TD-LTE考虑，向中移动提前发放牌照，中移动甚至可能再次领先。
更重要的是，4G发牌给中电信和联通带来的财务压力将更加致命。
与很多行业不同，基础电信投资大、盈利慢，必须先投资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建设一张庞大的网络，才能规模发展用户，还要在终端补贴、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环节持续投入资金，直到用户在网时间达到一定时间，完成成本摊销后，才能进入盈利回报期。
在2G时代，由于缺乏竞争，中移动获得了巨大收益，在2009年电信重组之前，中移动发展远高于联通和中电信，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其网络的主要成本已经收回，而联通还在建网投入期。
但在3G时代，由于竞争的加剧，三大运营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优化网络和补贴终端，“赔钱赚用户”。
以联通为例。2011年3G用户增长了2595.9万户，为此联通付出的代价是，766.69亿资本开支中超过1/3用于3G网络，手机补贴也高达57.9亿，较2010年的31.72亿增长超过80%。与此对应的是，联通2011年的净利润也只有42.3亿。
在2011年，中电信的手机补贴开支也高达156亿，今年上半年更高达115.4亿，而其2011年净利润也仅有165.02亿。
现在，3G发牌仅过4年，4G就已经迫近，这意味着联通和电信的3G投资尚未享受盈利回报，就不得不推倒重来，重新花钱建设或升级4G网络，世间不划算的事，莫过于此。
与此同时，由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宽带网络的建设也将成为未来数年三大运营商的一个重要任务，其中联通与中电信更要担当主力，这也将占用两家运营商大量的投资资金。
在2011年，中电信的496亿资本开支中，有66.8%用于宽带投资，今年计划投入的540亿中，宽带网的升级改造更高达70%；而联通今年计划的1000亿投资中，宽带数据和基础设施传输网也占据一半份额。
与手握超过3000亿现金流的财主中移动不同，截至去年底，联通的现金流只有665亿，而电信则只有274亿。
3G尚未断哺，宽带吸金正紧，此时再为4G增加巨额的建网、补贴、营销等庞大预算，联通和电信必将捉襟见肘。
电信抢跑FDD-LTE
让联通和中电信失望的是，4G牌照的发放时间，不但难以推延，反而在不断提前。
在2011年以前，从政府到业界曾普遍认为，因为产业链的发展迟缓，中国至少需要2-3年才会发放4G牌照，但自今年春节后，各方的观点都迅速转身，时间表随之大大缩短。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位中移动内部人士认为，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走低，导致2011年各大设备厂商业绩跳水，促使产业链集体转向4G，希望籍此度过寒冬；同时，TD-SCDMA向TD-LTE平滑升级技术的成熟，解决了3G与4G中国标准双手互搏的后顾之忧，让决策层下定决心，抓住时间窗口，推动TD-LTE尽快商业化，角逐国际市场。
这显然打乱了联通与中电信的预期部署。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中电信董事长王晓初与联通董事长常小兵都认为，发展4G为时过早，“现在还不是讨论4G牌照的时候”，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认真考虑应对。
在11月的十八大上，王晓初坦承，中电信已经于几个月前，开始在上海、南京、广东等地建设4G实验网，而常小兵也表示，中国将逐渐建设4G移动网络，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建设。
与此同时，两运营商的投资与补贴开支也变得愈加谨慎。比如电信未来将停止2G手机补贴，中国联通对千元3G智能手机的补贴力度，也从此前最高的50%下调至20%-30%。
此时，他们更担心的问题，已经从发不发牌照，变成发什么牌照。
在两家运营商内部，自上而下的一致看法是，最好的结果是建设FDD-LTE，其次是TD-LTE加上FDD-LTE混合组网，最差的选择是建设TD-LTE。
“原因很简单，FDD-LTE的产业成熟度比TD-LTE更加领先，可能有更稳定的网络和更好的终端，这看上去影响不大，但在市场竞争时却关键而致命，”一位电信员工说，“而在产业链的影响力上，领先者的优势更会持续累积，不断拉大与落后者的差距。”
与之相比，此前海外多家CDMA运营商转向FDD-LTE，让3G同样采用CDMA标准的电信有前车可鉴。
对此，常小兵认为，不同的运营商根据自身战略作出不同安排，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运营商都是一个模式。
而中电信则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已的抢跑期望，近期各地开建的实验网，无一例外都是FDD-LTE标准。
来自中国电信内部的消息称，两周前集团公司高层与几个大省的负责人曾有一次碰头会，会议中传出的消息是工信部有意发给中国电信TD-LTE牌照，而参加这次碰头会的人士均对此强烈反对。“如果非要给我们发放TD-LTE牌照，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是建一张试验网，不会去大力发展。”
向TD-LTE倾斜
目前，4G发牌的具体政策依然处于混沌。
在坊间，各种不同猜测已不绝于耳，从2家FDD-LTE运营商、2家TD-LTE运营商，3家TD-LTE运营商到各种混合组网牌照，都有人提出。
但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就中国目前的频率资源来看，如果不考虑混合组网，最具效率的情况，是2家运营商获得TD-LTE牌照，1家运营商获得FDD-LTE牌照；而如果考虑混合组网，在扶持TD-LTE的既定战略下，三家运营商都获得TD-LTE牌照与频率资源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不过，这些传言目前都只能止步于猜测与建议。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还在深入调研与讨论扶持TD-LTE发展的政策意见，4G发牌细节则还远未到确定之时。
“从2G、3G时代的发牌经验来看，牌照的发放会是一个复杂的利益权衡结果。”一位不愿具名的业界资深人士表示，其中包括了外交政治考虑、国家产业链利益考虑乃至不同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无论如何，三张4G网络光建网至少就会是超过千亿人民币投资，最终的市场规模将数以万亿，决定这个巨大市场格局的重要问题，最终必然只能在正式发牌前，由最高决策层拍板。”
该人士同时认为，作为中国主导的4G标准，TD-LTE有望拉动中国信息通信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并让中国参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所以正获得政府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极有可能在牌照发放政策中，获得较大倾斜，成为决策层敲定政策时的首要取舍因素。
截至2012年9月，全球范围内已经有沙特阿拉伯、日本、巴西、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波兰、阿曼、俄罗斯等国家的11家运营商开通了12个商用TD-LTE服务，有24家运营商共签署了31个TD-LTE商用合同，超过29家运营商明确TD-LTE商用计划，全球已经开通的TD-LTE实验网超过53个。
尽管如此，与FDD-LTE相比，TD-LTE仍然处于劣势，目前全球商用网络已达97个，是TD-LTE商用网络的8倍。而且，由于TD-LTE全球商用规模进程较预期缓慢，又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引领，很多国家甚至重新规划TD频谱用于FDD。这意味着，TD-LTE的发展依然需要政府的强力扶持。
“当前TD-LTE的发展进入了关键的时期。”11月16日，2012年TD-LTE产业发展论坛上，发改委技术产业司司长綦成元说，“我国作为拥有全球移动用户最多的国家，应该在新一代移动通信发展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加快明确发展的目标，完善产业链条，打动全球TD-LTE产业加快发展。”
“我们要进一步的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尤其重要的是抓住当前难得的宝贵机遇，加快发展TD-LTE。”工信部副部长尚冰在同一会议上表示，“现在，工信部正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研发产业化，加大扩大规模实验的步伐。”
游说千亿“蛋糕”
11月13日，诺基亚西门子（以下简称诺西）CEO苏立（Rajeev Suri）高调访华。他此行的最重要行程之一，就是拜会工信部以及中移动的领导层，游说中国加速发放TD-LTE牌照，并给予诺西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此之前，爱立信总裁兼CEO卫翰思（Hans Vestberg）也于9月8日飞抵中国，在为时5天的中国之行中，频繁拜访了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领导层，其希望则与苏立如出一辙。
这只是下半年以来，国际电信设备商在中国展开4G游说潮的折射缩影。
在业界，一个共识已经逐渐成形：在全球性经济持续低迷，运营商投资放缓，导致电信设备行业2012年深陷亏损不能自拔的严峻形势下，1年后即将发放的中国4G牌照，即将如同好莱坞大片中末日英雄一般，成为全球电信设备巨头们的拯救者。
青黄不接
“当前，无论中国公司还是外资巨头，所有的电信设备厂商都希望，中国能够尽早发放4G牌照。”11月15日，一位外资设备厂商员工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其原因在于，如果没有4G发牌刺激市场，全球电信设备巨头们将难以改变在寒冬中苦熬的现状。
多年惨烈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让当前的电信设备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全球主要的供应商只剩下爱立信、华为、阿尔卡特朗讯（下称“阿朗”）、诺西，以及中兴通讯5家。但在2012年，5家公司都无一例外处境艰难。
让所有厂商都进退失据的，是整个全球电信市场的疲软。过去10年来，电信设备市场规模一直没有明显增长，而受困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衰退，各国运营商近年来更进一步收缩了投资建网的规模。而在此时，全球大规模的3G网络都已经完成建设，4G市场尚未完全成熟，等米下锅的设备厂商们不得不面对青黄不接的市场尴尬。
“全行业正面临艰难时刻。”今年7月，卫翰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是爱立信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市场在2G领域的投资正在不断减少，这对爱立信的利润产生了影响。”卫翰思称，“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太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我们的利润。”
爱立信财报显示，在2010年第二季度，爱立信的利润增长了154%，2011年第二季度增长了66%，而在2012年的同一时期，这一数字降低了64%。
紧随爱立信之后的华为，上半年只实现了87.9亿利润，同比下滑了22%。
自2006年成立以来，诺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2012年第三季度，诺西终于赢得表面性的业务扭转，实现1.82亿欧元的盈利。不过，为此诺西已经实施了大幅的业务裁减，并进行四次裁员，总人数超过26000人，在2011年11月高达17000人的一次性裁员中，甚至大中华区总裁也被迫离职。
而且，在业界看来，诺西目前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兴市场，但在欧美高端市场，诺西却仍面临挑战，比如第三季度诺西在欧洲的收入就下滑了15%。因此，诺西能否继续保持回升势头，仍需要取决于4G时代的市场争夺。
在第三季度，中兴通讯也迎来了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虽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01%，但利润却净亏17亿，同比下降了259.14%。
日子最悲怆的当数阿朗。在今年第三季度，阿朗净亏损1.89亿美元，在此之前，阿朗第二季度也巨亏3.08亿美元。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阿朗此前已经宣布5000人的全球裁员计划，11月初更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股价新低。
4G蛋糕
自2010年来，由于无线数据业务的高速发展，各国移动通信网络的传输压力急剧增大，中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就曾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移动等国际主流运营商的数据流量正以每年300%的高速增长，这逼迫运营商转向4G以扩充网络的承载能力。
因此，许多曾经表态“短时间内不上4G”的国际运营商都纷纷调头，目前，全球已有101个国家和地区的338家运营商开始LTE商用网络部署。根据预测，未来2-3年将成为全球4G网络商用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此过程中，中国市场被设备厂商们寄予期望。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通信市场，可以容纳3家4G运营商以及数亿的用户，但目前仍然没有开始启动4G商用。
“因为频率与覆盖等原因，三大运营商4G基站数量至少会达到3G相近的规模。”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说，“以中移动为例，目前中移动已经有75万个2G基站，24万个3G基站，2万个TD-LTE基站，预计到2014年底，其3G基站将超过40万个； TD-LTE基站则将达到35万个。”
按照设备厂商的预测，仅在2013年，中移动在TD-LTE的基站招标就将达到20万个，按照每个基站8-10万元的价格，招标金额就将超过150亿，加上核心网、电源、天线、传输、业务平台等网络设备，其网络建设投资预计可达到600亿以上。除此之外，还会逐渐加大手机、无线网卡等终端的采购规模，对中兴、华为等同时供应终端的厂商来说，市场的规模还将更加庞大。
“如果中国政府发放4G牌照，联通和中电信也必然要开建4G网络，即使它们达不到中移动的规模，但整个市场的规模至少还要增加1倍。”
显然，对于身陷业绩阴影的各家设备厂商来说，这个数千亿人民币规模的庞大市场，将是一个无比甜美的大蛋糕。
3G参照系
面对设备厂商们的迫切的游说，决策层是否加快牌照发放，依然会进行更全面的论证与考量。
一个前例是，自2001年开始，国际利益集团就对中国政府展开持续的游说，希望中国尽快发放3G牌照。国际电信设备商认为，由于中国电信运营商均为国有企业，因此中国3G牌照发放很大可能不采取有偿拍卖方式，而是免费发放。特别是随着2000年从美国发端的全球性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电信设备商更渴望能够从中国运营商的3G建设投入中，获得更多利益。
但在当时，全球主流的3G标准还是欧美主导的WCDMA和CDMA2000，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还处于襁褓之中，在技术和产业化方面的成熟度严重滞后，如果3G当时开闸，TD-SCDMA很难与其他标准直接对抗，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当时也还处于国际化的尝试阶段。
因此，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确立了“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的16字方针，中国政府在2002年就公布了3G频谱规划，但延迟至2009年1月，才正式发放3G牌照。其时，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84个国家发布了接近250张有效的3G牌照。
该方针不仅保护了中国运营商的利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对中国的电信设备商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中兴、华为全面走向海外，而在2009年发放3G牌照之后，中国移动所采用的TD-SCDMA制式，也更多地采购了中国公司的产品和设备。
尽管国际电信设备商也在中国3G牌照发放之后，获得了更多的销售合同，但在中国的整体市场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商，例如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等，最终斩获了超过60%的运营商3G网络整体投资。
2008年，华为海外合同销售已经占到整体业务的75%，国内销售收入仅占整体收入的25%，而随着中国3G牌照的发放，国内销售收入在全球销售收入占比，2009年迅速攀升至39.6%，达到590.38亿元人民币。
中兴通讯受益则更为明显。2008年，中兴通讯国内销售收入占整体销售收入的39.4%，2009年这一比例迅速升至50.4%，金额也从2008年的174.66亿元人民币，迅速增至304.04亿元人民币。
谁将获益
让电信设备商们欣慰的是，在4G发展上，中国政府显然将采用和3G时期完全不一样的策略。
其原因在于，虽然TD-LTE在技术上已经与FDD-LTE同步发展，但因为商用较早，FDD-LTE的市场规模扩张已经远超TD-LTE，并带动众多产业资源投入，形成产业发展不断提速的良性循环，如果TD-LTE不能尽快迎头赶上，将错失与FDD-LTE同步融合、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有可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局限于国内的孤岛技术。
在这样的形势下，4G如果还是推迟发牌，TD-LTE就可能重蹈TD-SCDMA覆辙，被国际市场边缘化，沦为“技术孤岛”。反之，如果尽快发放TD-LTE牌照，则有可能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吸引全球设备厂商参与TD-LTE产业链，推动标准加速成熟，并在国际市场上树立有力的风向标，从而真正走出国门，占据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重要话语权。
事实上，中国的这一举措正在逐渐收到成效。对TD-LTE的发展承诺，已经成为国际电信设备商游说中国政府和运营商的重要议题与砝码。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承诺也对中国政府坚定推动TD-LTE商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卫翰思称，“我们已经中标中国移动香港TD-LTE商用网络的建设，虽然中国内地仍然没有决定TD-LTE何时商用，但我们将会等待，一旦宣布商用，我们已经准备好占据一定份额。”
诺西大中国区副总裁潘波则强调，TD-LTE不应该成为中国式技术，需要更多国际厂商的积极参与，诺西希望拿到更多地市场份额。
“当然，即使4G发牌，三大运营商的招标仍然会向中国设备厂商进行倾斜。”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说，在始于2012年7月，涉及10个城市的TD-LTE试验网招标中，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就占据了70%的份额，其中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夺取了48%的份额。上海贝尔因为其合资公司的特殊身份，也获得了13%的份额，而爱立信仅得到8%，诺西的结果也大体相同。
“不过，对各大设备公司来说，现在这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该人士说，现在大家首先要让4G网络建起来，创造一个大蛋糕，再来讨论蛋糕的切割也为时不晚，“而那将是1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领跑权的筹码
如何以发放4G牌照为契机，让中国抓住全球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机遇，在全球的产业竞争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是中国新一届决策者需要尽快解决、且已经开始调研思考的问题。
1994年邮电部成立，逐渐开始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信息产业已经历近20年的高速发展，建立了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世界领先的信息基础网络，以及具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体系，并逐渐参与到全球信息产业的主导权角逐之中。
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最大市场这一角色之外，已逐渐成为设备制造的全球工厂乃至支撑基地，而在3G与4G时代，更开始向最终的技术与标准输出国坚定迈进。
从18世纪末电报发明、19世纪中叶电话出现，20世纪初无线通信技术投入使用，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到现在，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拉锯，尤其是近30年来，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借助互联网的浪潮，一度成为行业霸主。
最近10年来，伴随新兴技术革命与市场竞争加剧，信息通信开始新的产业转移。欧洲主导的WCDMA标准在3G市场争夺中胜出，FDD-LTE在4G时代也占据领先位置；中国主导的TD-SCDMA和TD-LTE也加入争夺，并逐渐走出孤岛；而美国主导的CDMA标准则在3G时代式微直至无疾而终。
与此对应的是，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三星、中兴、华为、HTC等欧亚公司日益强大，而马可尼、摩托罗拉、北电等北美企业则全面衰退甚至拆分或倒闭，除了目前业务辉煌但已呈现下滑迹象的苹果、面临激烈竞争威胁的思科外，在信息通信工业体系中，美国只能依靠英特尔、高通、AMD、德州仪器等芯片公司的上游垄断维持自身的话语权。
产业主导权的转移引发了更多的摩擦与对抗，此前中兴与华为在美国受到歧视调查正是例证。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绝佳产业赶超时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近百年的通信建设历程，都只是在为外资公司提供市场。行业内流行的总结是“七国八制”，即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统治了中国的骨干通信网。
而在2G和3G网络建设过程中，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为华为、中兴通讯、上海贝尔、大唐电信、烽火通信等中国公司提供了足够的成长空间，并其开拓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直到现在，信息通信领域的整体竞争格局，仍然没有真正确立竞争优势。其中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在核心标准体系、核心元器件等中枢领域扎稳脚跟，只能受制于人，目前的产业力量也就如同沙上筑塔，随时可能被人轻松颠覆。
而发展中国主导的4G标准，并推动其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突破这一产业瓶颈的关键所在。
在此之前，中国曾在3G时代面临同样机遇，但在当时，中国产业力量积累孱弱无力，而欧美标准势力强势，加上自身发展缓慢，最终TD-SCDMA只能止步于国门之内。
但目前的形势却已经改观，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拥有2.8亿固定电话用户，10.8亿手机用户和1.7亿宽带上网用户。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也成长为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强大产业力量，在专利技术的发展和积累上更不断加速，2011年，中兴通讯和华为的专利申请已经分别排名全球第一和第三。
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形势下，通信产业正陷入发展低谷，这让中国市场对全球产业链的吸引力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对本土4G市场的合理规划，实现对全世界信息通信产业走向的引导，加快加大中国力量参与到国际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中。
比如，传言的提前发牌与发放多张TD-LTE牌照，可以成为激励外资公司加入TD-LTE产业链的最佳兴奋剂，而在此过程中的市场份额分割，也可以成为中国在未来更多国际贸易摩擦中的有效砝码。
这也是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公司不断强调，将加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TD-LTE，以换取中国更多市场份额的原因所在。
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市场换技术”，4G牌照发放也将成为“以市场换标准”的试范田。不同的是，前者牺牲市场换来的是跟随发展，后者则是在发展市场同时，赢得争夺领跑权的资格。
借助4G牌照发放，中国或能建立一个新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弯道超越格局。
责任编辑：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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